系友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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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林麗月教授訪談（下）
訪談者：江昱緯、唐甄（本系碩士生）
系友林麗月教授訪談 （上）
三、教學、行政與研究
（一）教學
開課歷程
我自民國六十六年改聘為講師後，直到退休前，都是系上的專任教師，在大學部與研究所都開過幾門課。最早也最重要的任務是開大一的「中國文化史」，這是歷史系大學部的必修課程，相當於各系共同必修的「中國通史」，但學分採計與外系不同，是全年六學分的課程，也是一門比較重要的基礎課程。對於系上給我這個任務，我深感榮幸。此外，我曾教過大三的「史學方法」，也是大學部的系必修課程之一。
本系主要以培養中學教師為宗旨，課程架構分成三個學群：中國史學群、臺灣史學群、世界史學群，要求同學們在這幾個學群修習一定的學分。因此，本系對每一個學群都應提供足夠的選修課程。我在民國九十年開的「中國婦女史」，以及民國九十八年、九十九年之間開的「中國社會史」，都是中國史學群的選修課程。依據規定，專任老師有必須教滿基本授課時數，教授是八小時。但「中國文化史」因為課程結構改變，加上系上老師的人員變動，我就把這門課釋出，由其他老師擔任，之後我在大學部的授課逐漸變少。後來學校鼓勵同仁申請國科會（今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獲得研究計畫補助者，可以減授時數的制度。因此，我後來負責的課程漸漸減少，從義務要教至少三門課，慢慢變成只要教兩門課。
我長期在研究所開設「歷史學研究法」，是碩士班二年級的必修課。這是一門全學年四學分的課，無論對老師或學生都是一門較重的課程。這門課主要希望同學們在二年級已經有比較明確的研究方向，並著手進行論文寫作。雖然是歷史學研究法，但其性質類似於其他大學碩士班的「研究實習」。這門課一部分著重史學方法論，以及認識國內外的研究趨勢，指定同學閱讀相關論著。另一部分則是論文寫作，包括學位論文的架構、研究目的，還有如何寫學術書評、研究史與研究討論。我在所裡還有開設一門選修課「明史研究」，這門課原來是王家儉老師擔任的課程，原先是全年四學分的選修課。民國九十年以後，配合學校的政策，很多系所的課程從全學年改為一學期制。「明史專題研究」也調整為一學期三學分的課程。另外，我在九十六學年度開設「明清性別與文化史專題研究」，也是一學期三學分、碩博合開的選修課程。
整體來講，在研究所擔任一門專門課程，教學負擔是非常繁重的。在擔任講師的那幾年，通常都是負責四到五班外系共同必修的「中國通史」，大概教到第三個班就非常熟悉，備課的負擔也比較單一。後來同時在大學部與博碩士班都有課的時候，自然感覺工作負擔是增加不少。我覺得教學其實是很嚴肅、很繁重的任務，所以不能輕易的又開一門課或超授幾個小時。在我退休的前幾年，因為有減授辦法優待，就只在研究所擔任兩門課。因此接觸的同學大都以研究生為主。
教學作為一種「志業」
教師是眾多職業中的一種，如果回到教育的本質，學校教師這種工作非常特別的地方是，每年的教學對象都是不同的學生。我長期接受師範大學的教育與栽培，後來又持續在師大服務，我認為當老師不應該只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志業。將老師作為一種志業，自然而然地會有一種使命感，要求自己把這個工作盡量做到最好。從教學上說，最基本的是要不斷充實自己，認真備課，必須把自己的專業知識教給學生，無論他們是大學生或研究生。這所謂的使命感講起來好像太偉大，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自我期許和自我要求。
安排一個學期的教學內容、作業、閱讀材料，這都是作為任課老師要去用心設計的，這其實是很基本的工作，但要花很多的時間準備。這些準備有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不斷的閱讀。我想無論是任教於中學或大學，老師都應該不斷的讀書。老師的學識不應該是一直停止不動的，對不同時期的學生教給他們的東西也不應該是始終不變的。因此，老師的自我要求很重要，也就是說，我們自己要先評鑑自己，反省自己做得好不好，或者是在這個學期的課程當中，是不是有哪一個單元的教學還可以提供更充實的內容，而不是說靠外在的教學評鑑、別人的評語。如果真得到一些肯定的回饋，或者是修課同學覺得從我的授課得到不少收穫，這自然是最令人欣慰的事情。我覺得不管是我二十八歲時教課，或是已經六十幾歲還站在講台上，我的心態都是一樣的。每次要上課的前幾天，我一定都處於努力用功和審慎緊張的狀態，不會隨著年齡改變太多。我覺得不管學生怎麼定位老師，我覺得先後順序應該是老師先自己要求自己，不斷充實自我，認真備課，進一步才能要求學生。
另外，我覺得同一門課教了十年，表面上是沒有變動的，但每年都會碰到新的一批學生。他們的資質、學習興趣、成長背景都不同，甚至幾十年來臺灣外在環境的變化，也會導致我們碰到的學生其實是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在我的教學經驗中、越來越覺得鼓勵學生是非常重要的事。因為我們當學生的時候，受到當時的風氣及文化背景的影響，老師們都是比較嚴肅的，師生的互動比較少。我在師大任教最初也是很嚴肅，上課不講閒話，也不會跟學生談課程以外的話題。後來有些繼續讀研究所的學生，回想起他們修習我的「中國文化史」時是多麼戰戰兢兢，但又是很有收穫的一門課。最近幾年我的教學以研究所的課程為主，因為學生數比較少，師生互動的情況就不太一樣。我的體會是，研究生相較於大學生又年長了幾歲，讀研究所的同學多半也都是對讀書和研究工作是比較有抱負、有興趣的。所以我覺得需要去了解學生個別的情況，包括志趣與困難，私底下也很願意指導他們碰到的問題。我發現老師對學生的讚賞和鼓勵，都對他們影響很大。這也是一個經驗的累積，在動輒五、六十個人的班級，我盡其本分地教課，通常比較沒有機會跟學生表達對他們的讚賞，或者適時給他們鼓勵。但在研究所授課的階段，我非常注重這種互動。當然學生的資質各有不同，我覺得鼓勵的原則是學生只要非常努力，做到比他自己前一個階段表現得更好，我就會給予肯定，這對學生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我讀研究所的時候，業師李國祁老師非常嚴肅，但是老師給我一個讚美，就會一直記著，然後深受鼓舞。身為一個老師，我希望可以做到非常認真、永不懈怠，並且能夠把我的關心傳達給學生。不瞞你們說，有時候我會因為同學們很單純專注的把心思放在作好一名研究生而深受感動，尤其近年來我們的出路不如從前，學生還是一樣勤奮地修習課程、寫作論文，這是很讓我感動的，也是教書很快樂的地方。
教學相長
到退休前，我指導的研究生大約有三十幾位，我自己心中有一個沒有明說的「規定」，每年碩士班同學要來找我指導的時候，我會盡量只接受兩個到三個導生。所以整體來講，我指導的學生總數不多。我覺得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最大的心得就是深深體會了我們常說的「教學相長」。指導論文需要不斷與學生會面，經過無數次討論，包括為什麼提出此一研究問題？你的構想為什麼是這樣？研究大綱為什麼這樣擬？為什麼必須大幅修訂？當然，每個學生都有各自關注的問題，我的原則是學生的研究領域與方向，是我比較熟悉的或比較有發展性的，鼓勵同學處理有開創性的問題。學生因為在攻讀學位，會鑽研得更深更細，所以透過這個互動反而擴充了自己的視野。
有時候學生的研究興趣，並非我關注的課題，但在指導的過程中也會影響到我。例如現在任教於臺大歷史學系的衣若蘭老師，她是我第一個指導的學生。在大學時就對婦女史很有興趣，我在教授「明史專題研究」時，並沒有特別強調婦女史的課題，後來碩士論文決定做明代「三姑六婆」的研究。我當時建議她將「三姑六婆」放在明代社會史的脈絡底下討論。因為，三姑六婆的材料並不多，主要見於文人筆記與小說，且多是負面形象。我們可以回到歷史的情境，在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的明代，這群低階層的女性，我們統稱他們為「三姑六婆」，具有什麼重要的歷史意義？要將「三姑六婆」放在明代的社會史、經濟史的背景下來考察這些問題。在與若蘭討論、批改論文的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真是教學相長。後來，陸陸續續有學生對婦女史很有興趣，於是找我指導與婦女有關的論文。我不是婦女史的專家，但深深感到歷史真的是整體的，很多面向都是交織繫聯，婦女史也是其中的一部份，這讓我感到很開心，而且很有收穫。
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比較辛苦的是批改論文。我的習慣是會仔細地批改，所謂的批改並不是改掉學生的看法與研究心得，而是透過潤飾文字，讓學生的論點能夠更清楚的表達。這個過程是很辛苦的，我也更加感念我的老師李國祁老師，他當時工作非常忙碌、身兼多職，但還是非常嚴謹的批閱我的論文。我也以此期許自己，要很認真批閱學生的論文，補充他們沒注意到的細節與問題，希望對論文品質的把關會有一些幫助。
編審中學教科書的經驗
我在民國八十五年，接下編寫「統編本」國中歷史教科書的任務，這是由國立編譯館出版的全國使用的教科書。李國祁老師認為師大畢業的學生，尤其在師大擔任專任老師的我們責無旁貸，一方面要對歷史專業有所貢獻，一方面對中學歷史教育也要密切關注，於是指定我們去接受這項挑戰。李老師不嫌棄我們相對年輕，指定了好幾位學生，包括呂芳上老師負責近現代史，劉德美老師負責世界史，都是曾受教於李老師的學生。我編寫的是八十八年使用的版本，大約在八十五年的時候就進入準備階段，於八十七年編寫完成並試用，八十八年八月正式使用。這是我第一次負責撰寫國中歷史教科書，初版完成後，按照編譯館的規定，到各縣市國中進行演講與座談。因此接觸了很多第一線教學的老師，聽了他們的意見，瞭解新課程的內容有什麼問題等等，我自己覺得很有收穫。
當時，國中歷史課程有較大的變動。課程規劃中，國中歷史的第一冊是在二年級教的，而一年級的科目是「認識臺灣」，「認識臺灣」有三本教科書，其中一本就是「認識臺灣歷史篇」。這是根據八十三年新課程標準的變動，只有國二、國三才有以「歷史」為課名的科目。我當時負責編寫第一冊，第二冊與第一冊之間的分冊點是「近代前夕」。第一冊是從上古開始，一直到明末清初；而第二冊從鴉片戰爭前開始，一直到現代。當時的中國史就是這兩冊，分別在國二的第一學期與第二學期教授。
民國八十年代是一個變動的時代，後來教科書走向「一綱多本」的時代，由教育部頒布課綱，再由民間出版社各自以不同的形式召集編者群或組成編輯委員會編寫教科書。在此階段課程架構也有所改變，尤其是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國中將歷史、地理與公民合併為「社會學習領域」，在教材內容上是很大的變化。我因為有編寫統編本的經驗，應聘進入社會領域教科書審定委員會，同時也參與國中社會領域課綱的修訂，參與的時間很長，前後有十年之久。
後來修訂高中歷史課綱時，為了解國中階段的課程內容，需要一位有參與該階段的教授，於是我受邀進入課綱決議委員會。後來，課綱初稿公布以後，有一些變化。當時，委員會有一個決議是「略古詳今」的原則，在比重上增加近現代史的內容。經過討論後，以西元1500年為分界點，從中國史來講是明代中期。當時主要認為西元1500年以後，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交會增加，之後的歷史在政治與經濟方面可以合在一起寫。不過，民國九十二年爆發SARS，很多會議都不能舉行，我們在研訂課綱的後期也被迫分組進行。一個組大概有三個委員，包括課程專家、學科專家及高中老師。分組進行討論時，彼此之間很難即時知道各組的討論結果，最後我們被要求在一個期限以前完成研訂工作，把各個小組討論的成果整併在一起，這就是「九五課綱」的初稿。初稿公布之後，有一位學者投書媒體說：「新課綱中華民國不見了。」後來變成一個政治性的新聞事件，引發很大的震盪。當時課綱委員會的召集人是張元教授，也受到很大的輿論壓力。後來這個課綱延遲實施，同時重新修訂。不過也因為這個事件，高中課綱往後的發展，似乎變得非常敏感，受到較大的矚目。
就我編寫中學教科書與參與課綱研定的經驗來說，我們的課綱因應時代變動，從教育的觀點來講是需要修訂課程標準的，包括教育目標、授課時數實施方法等都不能一成不變。過去課程標準大約都是十年修一次，但最近一、二十年，每兩、三年就修一次，變動非常頻繁。每一次的變動，對中學歷史教育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雖然高中歷史課綱經常上媒體，受到人們的矚目，看似備受重視。但很多人並沒有去細究學生學習的需求，尤其是每個階段的學習，都應該根據學生的年齡、心智的發展設計不同的內容。但是，很多針對新課綱的議論，並不是從教育的角度思考或提出建議，多半受到政治因素影響，淪為意識形態之爭。當然，我們尊重每個人都有他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理念，但課綱摻雜了太多非教育的元素，過於頻繁的修訂也造成教學實務的困擾，這些畢竟都不利於歷史教育的健全發展。
（二）行政
行政職務與大學制度變動
本系主任的任期是三年，不必連任，我是在民國九十三年至九十六年擔任系主任。我國的大學環境在民國八十年以後面臨很多制度上的變化，包括師資培育法、國科會的研究獎助辦法、大學教師聘任等都在改變。大學法增加對大學系所及大學老師的評鑑。我在系主任任上的時候，配合大學法要開始實施系所內部的「教師評鑑」，必須先研擬本系的教師評鑑實施辦法。教師評鑑分成教學、研究與服務三個部分。在此之前，各系都沒有評量這些的標準，需要在學校要求的期限內擬定，經過系上老師討論決議，後呈報校方。我非常感謝本系老師的通力合作，我們從小組會議到系務會議，經過很多次的討論、修改之後完成。這是本系最早的系所評鑑辦法，當時學校是尊重各系的特性，容許各系有不同的標準。幾年之後，學校的規定，改為以學院為單位，同一學院內的各系才實施一致的教師評鑑辦法。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系所評鑑」。評鑑的目的是在檢驗大學系所的辦學成效，由教育部組織評鑑委員會，聘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各自負責所屬學門的評鑑。第一階段的評鑑須由各系所準備非常繁複的的資料，包括設系宗旨、課程、師資、學生輔導、研究表現，還有軟硬體與圖書設備等。第二階段的評鑑是實地訪察，由大學或中央研究院學者擔任召集人，組織評鑑小組，排定日期到系上訪視。主任要簡介本系概況，評鑑委員會到上課的教室看老師上課情形，還會隨機抽點學生與老師面談。我們在一個多月之後收到教育部的評鑑報告，有正面的肯定，也有指出若干缺失，以及對未來的發展方向的建議。這是臺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大學系所評鑑，沒有前例可以參考，我們在準備的過程中非常緊張，必須準備很多資料，還要擔心評鑑是否通過。我非常感謝系所的同仁，不論是助教還是系上的老師，大家都在有點緊張、戰戰兢兢，又想爭取本系榮譽的心情下完成了這項工作。如果要說對後來有一點幫助的話，就是我們的這些經驗，包括系上各種資料的建檔，對於後來的評鑑也是很有價值的，因為有一個框架可循，也知道該做什麼、該加強什麼。
此外，在我系主任任上也是師大變化非常劇烈的時期。九十三學年度的校長是新當選的黃光彩校長，不到一年他因為資格爭議離職。所以我任上的第二年換了第二個校長，由當時的教務長黃生教授代理。九十五年，本校又選出郭義雄校長。所以我作為一個教學單位的行政主管，在擔任主任的三年期間，每年碰到不一樣的校長，這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經驗。畢竟新人新政，換了校長有些制度就會跟著調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郭校長上任以後，他積極的要把臺灣師範大學的定位調整成研究型的綜合大學。過去師範大學一直都隸屬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管轄，與其他大學隸屬於高等教育司不同。郭校長認為到師大長期隸屬中教司，其他大學能享有的資源我們都沒有，且事實上我們又有很多的研究所，這個部分需要有研究型大學應當享有的資源。郭校長的考慮很有道理，師大後來也在他的努力下改隸高教司。不過，從另外一方面來看，隸屬於中教司的時代，其實師大是全國所有師範大學裡面享有最多資源的。後來也有學界朋友在談論這個問題，改立高教司是得還是失？郭校長可能有擴大學校整體資源的考慮，但是有些作法和方向，不免忽略師大悠久傳統裡比較具有優勢的科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時任文學院長的吳文星教授的支持，以及行政院國科會、本校學術發展處的經費贊助下，本系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六、十七日，舉辦了為期兩天的「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960-1800）國際學術研討會」，出席會議的國內外學者、研究生觀察員共約兩百人。會後，本系並徵得與會學者之同意，裒集論文出版，書中收錄研討會兩場針對「近世中國」宏觀思考的主題演講，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蕭啟慶教授的〈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與日本東京大學岸本美緒教授的〈發展還是波動？—中國「近世」的宏觀形象〉，深受學界同行矚目，有效促進了本系與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交流。此外，我在三年任上很幸運爭取到好的師資，先後新聘了陳秀鳳老師、陳登武老師、陳健文老師與楊彥彬老師，為本系教學與研究注入豐厚的實力。當然這也是因為有系所同仁的支持，而且當時學校很尊重各系師資的需求，只要按照三級三審的程序即可順利聘用，回想起來算是很順利、很幸運的結果。
（三）研究
研究歷程：追索士人的足跡
我的研究歷程跟我碩、博士論文的選題有很大的關係。最初，我以社會史的角度研究明代的國子監生。我在碩士班的階段對社會史比較有興趣，「社會」是一個大而複雜的概念，雖然能發掘更多不同類型的材料是更好，但一般仍以傳統文獻為基礎。尤其明代有很多的文集與筆記，我們研究社會史也更關注這些讀書人對當代的觀察紀錄。我在博士班階段的題目比較偏思想史，是一個比較廣義的思想史。我比較側重的明清社會史跟思想史的課題，這兩個面向都高度依賴士人的寫作。如果我們要更深入理解傳統中國，無論是政治或是底層社會，都要透過他們留下的史料，才能真正去接觸到他們處身的世界。我覺得最吸引人的是，有很多材料其實是來自一些不是非常有名的讀書人，也就是不是一般所謂的「大儒」，而是受了基礎儒家教育的讀書人。他們對當時的批評，或者是他們自己構築的一些理想，都是我特別有興趣的社會史與思想史的面向。
我到國外去訪問研究的經驗也有一些影響。在哈佛燕京社訪問期間，可以寫自己的文章，也可以到處聽課，他們提供的資源對我很有幫助。那一年我旁聽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的課，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思想史專家，早年研究毛澤東的思想，後來最受漢學界矚目的是關於嚴復思想的研究。在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幾乎每天都有著名學者的學術演講。我覺得很受啟發的是，這些外國人對中國的思想如此了解，他們用畢生心力去研究中國思想，我自己非常受到感動。民國八十年到八十一年，我到東京大學訪問研究，我的接待教授是溝口雄三教授。這兩次訪學經驗很巧合的是，我旁聽的課程都以中國思想史為主，也是研究明清思想史的大家。訪學期間接觸到的漢學家也都研究思想史。史華慈的思想史，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學派哲學思辨的研究，而是非常注重外在環境跟人的思想的互動關係，溝口先生的研究其實也是如此，我自己受到很大啟發。歷史學的次領域後來越分越細，但實際上有很多問題是交織相通的。我覺得應該不斷的追問這些讀書人在想什麼，他們為什麼這麼想，他們如何看待他們所活著的世界，還有，如果他們有一些當代關懷的話，他們是試圖用什麼樣的方法解決那個時代的問題。
我曾將自己的研究稱作「社會與思想的交光互影」。從我研究的題目可以看到，我不是一直在做政治史或思想史的，而是非常「駁雜」。我最初研究國子監，所以有一段時間非常注意學校跟科舉的關係，其間並不是只對制度有興趣，其實是看制度裡面的人，因為人很難脫離所處的環境與體制。因此，研究學校、鄉試的解額等問題，都牽涉到社會的變動。在完成博論後的十年間，我特別關注明清經濟思想的課題。例如，福建食米不足問題，透過菸草考察本末觀念，討論工商皆本的思想，以及崇奢思想、陸楫〈禁奢辨〉的傳衍等問題。這些課題不完全是傳統的學術思想史，是比較關注到社會、經濟變化的思想史。簡單來說都是讀書人在想什麼與關懷什麼的問題，不了解的人一定會覺得我的研究好像「雜學」。我自己的思路其實是，我們研究明清史，一定要很有耐心地閱讀讀書人的材料，有些人也許沒有很豐富的仕宦經歷，但是你也可以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可以了解一個仕途不順、生活困頓的讀書人的心靈世界，這個部分才是我最關心的。我研究「服妖論」，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但我花了最多篇幅的是分析這些論述反映的心態，以及當時讀書人的憂慮。大概最近十幾年以來，受到較多注意的是對陸楫的研究，在資料考據上也有一點貢獻，運用了國家圖書館藏的《蒹葭堂稿》，釐清過去研究的一些錯誤。在研究過程中，我覺得比較有心得的還是關於晚明「小儒」的研究，陸楫其實也是一個小儒，並沒有顯赫的經歷。這些小儒對於晚明的，尤其是江南當時風氣的論述，很多學者把它當作消費文化來研究的。在我看來，我認為那是當時讀書人對他們所身處的環境的社會觀察，與其說這些人是思想家，不如將他們視為社會觀察家。
未來的研究計畫
我在退休前後，獲得科技部補助專書寫作計畫「明代地方廟學的社會文化史」，這個計畫是希望以明代地方學宮作為軸心，觀察如何去影響地方文化生態，包括地方上的小儒與老百姓。地方學校有廟有學，所以又稱為「廟學」，空間不大，可是有很多跟他相關的禮儀，會在廟學裡面舉行。它有大成殿，所以牽涉到孔聖崇拜的一些禮儀。另外學宮裡面還有一些祠堂，過去幾年我做過鄉賢祠的研究，鄉賢的推舉、入祠、儀典等等，其實都是儒學社會史的一部份。
在這個計劃中我關注的問題就是古代的地方學校，儒學就是官學。從唐代以後，地方學校的制度越來越完備，尤其明代開始規定全國各個州縣都要設儒學。我覺得在過去的研究中，有一個面向是大家比較沒有關注的，就是它的「空間布局」。所以在這個計畫之中，我又分了好幾個層次，想處理一些不同的課題。簡單的說，儒學的空間布局，一是教學空間，一是祭祀空間，如大成殿（嘉靖以後稱先師廟），還有名宦祠、鄉賢祠，到了清代還有各種不同的祠堂，都成為儒學的範圍。祭祀空間與教學空間的變化，也反映了地方資源的發展，甚至跟鄰近庶民百姓的關係。以儒學的空間為例，有的占用了民居，有的被民居侵地。透過這些可以看到屬於基層地方的一些問題。
另一方面是關於「禮制」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嘉靖九年改變了孔廟的禮制，然而地方實踐的問題一直沒有進行比較周延的理解。我前幾年在準備這個計劃的時候，收集了一些材料，有了一些發現。嘉靖改制有很多內容，包含大成殿裡面的孔子本來是塑像，後來改成木主，也就是「廢像改主」。然而在地方層級的實行情形卻頗出乎我們意料。這並不是說全國各地的學校都違反了朝廷的新禮制，但是確實有一些材料顯示有些學校抗拒廢像。因為廢像的背後，其實涉及很多思想的因素，有些人認為塑像代表孔子，怎麼可以把孔子毀棄？另一方面孔像本身也有各種不同的論述，有人認為塑像原來就是舶來品，從佛教傳進中國以後，開始有佛教的造像，所以才會有孔子塑像，所以它根本不能代表孔子。因此關於孔像的問題，我也必須在這個計畫中深入探討。我希望在能力所及的時間裡面，能夠把它寫出來，並出版專書。
除此之外，我想把當年寫「東林運動」的時候，處理得比較不周全的部分加以補充再探。尤其是針對其中部分人物的個別際遇，以及他們的書牘中所透露的一些問題，撰寫單篇文章，這部分也在同時進行中。
四、對明清史研究與本系的建議
「瞻前顧後、東張西望」：對明清社會史研究的期許
史學風尚不斷在變，從課題、史料到研究方法都不斷在翻新。我覺得同學們的研究方向不見得都跟著風尚跑，這與他們的受教經驗與個人興趣有關。但有些學生的論文題目確實較為「新穎」，近幾年，有些來臺灣學習的大陸碩、博士生交換生，與我討論論文時，用的學術語言也都是很「新潮」，可以感受到學風的轉變。不過，回到學術研究的根本，其實「跟風」、「追新」未必是成功的捷徑。我記得很久以前，有一位備受敬重的臺灣史學者跟我提到，他有很多學生想要研究臺灣新文化史的問題，但大都基本功沒有學好，就要從事看起來很「打高空」的研究。我們覺得這變化不是成功唯一的捷徑，擔心有些研究流於「花拳繡腿」經不起考驗。但新史學能開拓很多新議題，擴展我們的視野，甚至改寫大家習以為常的歷史，對史學研究都有積極正面的影響。
若要提供建議的話，我認為以明清史為專業的研究生應可關注以下兩個面向：第一個是「瞻前顧後」，明清之後即是一般所說的近代，黃仁宇強調明清史的重要性時，特別強調它是研究近代中國的基準面，也就是近代初期的概念。所以明清史與中國近代史的聯繫比較密切，也一向為人所熟知。但明史前面的階段就容易被忽略，過去學界特別注意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將宋代作為近世中國的開始，可是長期以來的學風，宋以後的元其實是被忽略的。我建議同學若要以明清史作為研究領域，不要忽略往前看的功夫，這叫「瞻前」。我們不可能要求每個同學，為了做明史，也要去做宋史或元史，但可以妥善運用宋史、元史學者的重要作品，加深明清史領域的先備知識。「顧後」就是要注意清史跟後面的近代史的聯繫，我們常常會問改朝換代是連續或斷裂，其實有很多問題並不會隨著朝代的改變就驟然消失或完全翻轉。所以，研究明清始既要努力「瞻前」，而「顧後」也不可少。
第二個建議是「東張西望」。我們雖然研究明清史，可是在明清時期，中國與歐洲、美洲或東亞有更緊密的聯繫。如果同學立志研究明清史，我建議同學們能夠及早下功夫，在你的書架上不要只有中國史的論著，應該常常關注歐洲或東亞的日本、朝鮮，甚至全球史取徑的研究。同樣的原則是，可以選擇今人論著中比較知名、有代表性的著作，厚植這方面的知識。把這個當作一個目標、一個理想，自我要求可以「東張西望」。我們雖將中國明清史作為專業，可是也不要完全不知道其他的研究。尤其是西方。我們不是為了滿足中國民族的研究，而是有助於我們思辨。如果不了解同時期的歐洲經驗，就很難理解晚明經濟的特殊性。我們經常強調某現象具有中國的特殊性，或某一個階段的文化特色，某一個時期的社會特徵。這些都需要透過了解別的文明，才能說這是該文化的特色。
對本系的勉勵
長期以來，本系一向尊重老師各自的專業與興趣。最近幾年，配合學校政策要求，每一個系都要凸顯系所特色。我們召開了兩次「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強調本系注重族群與法制史研究。基本上是按專史的概念來分，不是用斷代史的概念來設計，因此可以將不同斷代史的老師組成一個研究群，許多老師可以納入特色領域中，這是我們近年來的轉變。老師們持續往這個方向上各自發展，應該可以更加呈現系上老師的研究重點。
本系同學的研究重點，整體來講並沒有太明顯的轉變。我們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歷史研究所專刊」，最近幾年由秀威資訊出版，凡獲得郭廷以先生獎學金的論文就能納入專刊。從最近十幾年來的專刊來看，就可以發現研究生在主題上創新性。據我所知，其他學校的老師對本系碩博士論文的水準普遍給予很大的肯定，認為我們對研究生論文的要求，很整齊、很嚴謹。至於對研究生的建議，我認為同學不必盲目追「新」，要選擇適合自己才性的領域與主題下功夫，這樣研究才會長久，而且也才可能會被學界看見。
最後，要說感慨的話，自從民國八十三年師資培育法頒佈後，當年師範教育龍頭的優勢已經不再，同學們未來遇到的競爭是更艱困的。可是，作為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一方面有我們的傳統，一方面我們的優勢也並沒有完全流失。尤其，在社會上普遍對師大的訓練、教育環境、學風與校風有非常正面的評價。所以，進了師大的同學不要妄自菲薄。但是也因為競爭者增加，所以要更努力才行。我比較憂心的是大學部的同學，因為他們不再理所當然地成為老師，在退休前幾年我就看到有些同學是比較懶散鬆懈的，甚至於不知道自己唸大學的目的，畢業之後要做什麼，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正是因為師大學生不再是人人都當老師，而是要進入不同的行業、有很多不同的出路，那要更有危機意識，努力充實自己。可嘉的是，近年有不少同學積極參加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從大三、大四就發展自己的研究興趣，累積具體的研究經驗，表現相當優異。多元有時候反而是帶來更多的生機，看到校園裡各種性質的就業說明會，我想以後師大人的人生一定會跟我們這一輩的很不一樣吧。
●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 第85期
●發行人：臺師大歷史系主任 陳惠芬 發行單位：臺師大歷史系圖書室 編輯：徐愷謙、歐詠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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