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友訪談
-
系友林麗月教授訪談 （上）
訪談者：江昱緯、唐甄（本系碩士生）
林老師的研究專長為明史、明清社會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明代的國子監生》、《明末東林運動新探》、《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及〈晚明「崇奢」思想隅論〉、〈科場競爭與天下之「公」：明代科舉區域配額問題的一些考察〉、〈陸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論近年明清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孝道與婦道：明代孝婦的文化史考察〉、〈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俎豆宮牆：鄉賢祠與明清的基層社會〉等數十篇論文。
林老師曾獲行政院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勵、研究優等獎、專題研究計畫獎助、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績優獎等，學術績效卓著。國外研究交流方面，林老師曾獲選為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外國人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訪問學者、復旦大學光華人文基金講座教授等，並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教育部國民中小學社會領域第四階段教科書審定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指導委員等，研究交流與學術服務經驗豐富。
一、進入大學以前：虎尾女中六年
以前，小學畢業後通過入學考試才能進入初中就讀。中學階段我都在虎尾女子中學求學，虎尾女中包含初中部與高中部。這所學校在我小時候是雲林縣很有名的公立學校。回想起來，當時考上虎女初中部是件很榮耀的事，父母也感到很開心，覺得女兒很棒。
初中畢業，有些同學到外縣市投考更有名的高中，有考鄰近的嘉義女中、臺南女中，更遠的會到臺北考北一女中或二女中（今臺北市立中山女高）。當時年紀小小的我，也一度動念想投考外縣市的高中。我的父親是虎尾高農的國文老師，他一口否決地說：「你那麼小，小小年紀一個人跑去台北、台南讀書，不准！」雖然父親是用很嚴厲的口吻說不能到外地唸書，但他的意思是：「只要用功唸書，無論在哪裡讀完高中都一樣。」我一直記著這句話。我們初中部成績較好的同學，可以直升高中部。所以當年我沒有參加高中聯考，直升虎女高一。
回想起來，我很懷念在虎尾女中求學的時光，尤其是高中三年的記憶，是非常溫馨、平靜、單純的日子。目前還有來往的幾位老同學，有些是我高中時候的同學，有的甚至是初中就認識的。我們當時應屆考上國立大學的只有四個。虎尾女中高中部的學生數並不多，分為忠、孝、仁、愛、信五班，一屆總共不到兩百名學生，大部分同學沒有繼續唸大學。我們那一屆雖然考上國立大學的不多，就台大、師大、政大、中興各一個，但扣除沒有考大學的，考上私立大學的人並不少。不過，就我記憶所及，考上淡江、輔大、文化的同學，他們都沒有唸。虎尾鎮雖是雲林較發達的小鎮。有些同學來自附近更偏遠的鄉下，大多是農民的家庭，生活比較清苦，後來都沒有唸大學。那樣一所小的學校，也算是雲林縣最好的女中了，可是人才外流問題嚴重，我初中畢業時就開始有很多學生往外跑了。高中時，虎尾女中的名聲已經沒有像我小學時那麼高。上來台北才發現，很多同學高中就在補習，考上淡江、輔大已經不錯，不會因此放棄唸大學。不禁想起虎尾女中的同學，他們沒有那麼幸運，走上不一樣的人生，或許他們現在很幸福，但我一直為他們感到可惜。
父親算是傳統舊式的嚴父形象，對我們生活日常的教育，有點一板一眼，例如有客人來，我們坐在什麼位子、坐姿都會管。而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母親是很慈愛、傳統的家庭主婦，每天忙著煮飯買菜。對於我將來有沒有成器，她也許沒有特別訓誨，但一直忙於照顧我的生活起居，不讓我做任何家事，好讓我安心讀書，我想這是很幸福的。而我的父親是舊式讀書人，很會做古詩。但他沒有重男輕女的觀念，總是鼓勵我讀書，表現得好就給予稱讚，有時候會在同事面前得意地說：「我的女兒最近考第一名，書法比賽又得了獎。」印象中，父親很支持我讀大學，可能他身為一名老師，對於我將來繼續唸書也有所期望。
二、師大求學經驗
（一）大學
選填志願
我考大學的時候仍是大學聯招的時代，報名時就要填寫志願。當時分甲乙丙三組，甲組是理、工，乙組是文、法、商，丙組是醫、農。我的興趣，驕傲一點說是「家學」，我的父親是國文老師，有舊學背景，曾接受日本時代的教育，唸過臺南師範，日文也有基礎。此外，我也受到高中國文老師的影響，他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頭髮灰白，溫文儒雅，具有古代文人的氣質，課上的非常好。雖然父親常常說：將來不要當國文老師，因為要批改作文很辛苦。不過，因為興趣，加上我在高中國文科表現較好，文章也曾被推薦到校刊和縣刊出版，或是參加書法比賽、作文比賽。所以填志願的時候，中文系很自然成為我理想的選項之一。
另一個志願是英文系，這也和高中英文老師有關。她是臺大外文系畢業，教學十分認真，要求很嚴格，上課都不說閒話，是一位嚴謹卻不讓人害怕的老師。我很喜歡這位老師，英文科也表現得很好，老師也一直鼓勵我，希望我有機會可以讀臺大外文系。因此，我填志願除了中文系外就是英文系。歷史系是第三個志願，一方面是興趣，另一方面我的高中導師就是歷史老師，他跟英文老師一樣都是單身族，對學生付出更多的關心與時間。這就是我只選填這三個系的原因，回想起來與父親及高中老師的潛移默化有很大的關係。
當年選填志願時，如果按照錄取分數，我可以上其他大學的英文系、中文系，但我當時還是把師大放在比較前面。一方面排志願是有考慮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師大跟父親中學老師的生涯是更密切的。所以我志願的排序是臺大外文系、師大英語系、臺大中文系、師大歷史系。那時候老師通常會給建議，同一間學校的志願排序，要看分數的高低，所以我把師大歷史系排在國文系前面，因為歷史系錄取分數長期以來都僅次於英語系，是文學院第二高分。所以，就這樣照著排序上了師大歷史系。
進入師大歷史系
我是民國56年進入師大歷史系大學部就讀，回想起來，對大學老師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他們上課的風格：
朱際鎰老師：朱老師教我們大一的「中國文化史」，是一位很溫和親切的老師。大學的中國文化史，相當於外系的中國通史，給予學生通史性的認識，是大一必修的課程。第一堂課都會請同學回答一個問題：「『現在』是什麼？」讓大家發表想法。同學們紛紛為「現在」下定義，在討論一個多小時後，朱老師會表示剛剛的回答都不是很貼切，並說：「『現在』，過去了。」朱老師是為了讓我們對歷史的時間感有深刻的印象。
戴玄之老師：戴老師教授大二必修課「中國近代史」，當時還兼系主任。戴老師是研究近代秘密宗教的專家，主要研究義和團。他的課堂中，也許是因為跟研究領域相關，祕密結社、民間叛亂等內容講得十分精彩。
高亞偉老師：高老師負責教西洋史，他所寫的《世界通史》，有幾十年內，是被引用或作為大學教科書的重要著作。他以中文寫世界通史，簡單、扼要、有系統，作為當時栽培中學老師需要有通貫性的世界史知識，有很大的幫助。高老師是很和煦親切的長者，用他帶有鄉音的國語上課。他跟我們講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那時候並不流行使用圖像教學，完全用講述的方式，他說當時很多繪畫都是「赤濶濶」的，其實是說「赤裸裸」。畢業後發現很多同學都還記得並引為趣談，實在是很溫馨的回憶。
回想起來，大學的老師，有些老師是從大陸過來，有些老師是流亡學生，在台灣安定了之後，找到教職。有些老師有鄉音，尤其從中南部上來的孩子，一開始有點聽不懂，是很新鮮的經驗，但久了就聽懂了。這是我們歷史與文化的一部分，也幸虧這些老師來到臺灣，我們才能受教於他們。
我們以前的教科書是國定本，對高中生來講，升學壓力漸增之下，很難閱讀課外書，這也跟當時風氣有關。進大學以後，視野當然比較寬廣，跟高中所學到的不同。當時出版並不多，尤其跟大學選修課程有關的出版還很少，有些是1949年以前的著作，有些是被禁的書，除了在圖書館以外，就很難得到。因此，很多老師都用自己編的講義，送到學校出版組影印，和現在老師上課會介紹很多學術論著、參考書不同。老師大多照著講義講述，並且較少科目是要做報告的，這也與後來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當時只有一兩門課要寫期末報告，像是「歐洲外交史」，這門課很重視培養閱讀英文文獻的能力，要翻譯外交文獻，是較花時間的作業。教學的方式多是以講述法為主，即使大三的「史學方法」，我們也沒有什麼實作的經驗。不過，朱雲影老師教我們「史學方法」有一本厚厚的講義，是考研究所時的寶貝，對應考有莫大助益。
我大學的時候很內向，不太喜歡參加社團活動。當時，校內最活躍的是「博欣社」，一個跳土風舞的社團，在我入學之前就有，經常辦聯誼活動。另一個很活躍的社團是「登山社」。在沉悶的學生時代，這兩個是比較動態、健康的社團。我們歷史系似乎約定俗成，都參加了「人文學社」。我其實不清楚「人文學社」是在什麼背景下創設的，但我們系的學生都會去參加。人文學社有辦一個刊物，偶而會辦讀書會，我也很少參加，當時，歷史學會、系球隊等學生社團剛成立不久，我也都沒有參與。因為我的個性很安靜，大三以後，通常主要是自己找書看。日子很單純，也沒有那麼多采多姿。
大五實習：蘭州國中
當時，師大仍是公費生的時代，大四畢業，都會分發到中學實習，實習的學校會有一位指導老師，考核我們的工作與教學表現。這個實習跟現在的教學實習制度不同，民國82年開始師大才改為四年制，在此之前可以說是五年制，但我們一般不會這樣說。當時的制度，雖然是分發實習一年才能拿到畢業證書，但我們分發到中學教書，是佔實缺、領全薪的。因為師範大學是師資培育大學，國家在大學四年提供公費，並且每個月可以領幾百塊錢生活補助費，同學都說是「領公糧」。四年下來，等於國家照顧了你，所以分發到中學教書，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也是應盡的義務。
大四那年，要填實習學校的志願，當時的原則是可以選填家鄉及附近的縣市，另一個原則是畢業成績前三名的同學，可以留在台北市。我原先想要回母校虎尾女中教書，也曾回去拜訪校長，老師們很歡迎我，只可惜沒有缺額，所以我就選擇留在台北市。我被分發到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這是一所很大的國中，總共有六十班左右。學區的孩子多是來自工人階級的家庭，學生程度不是那麼好。當時一進去就被指派擔任國二的導師，一個班每周有兩節歷史課，教了八班，共有十六節課，如果是專任老師則要教二十至二十二堂。
就我的經驗，當時社會上看待師大畢業到中學教書的學生大都抱持肯定的態度。那時國中有一些非師大系統畢業的老師，我也認識了幾位這樣的同事，她們很認真。不過從師大畢業到中學教書的，頭上好像掛著正字招牌，比較受重視。我覺得只要在四年裡認真修習系上的課程，課餘充實自我，備課認真，即使個性內向，教學也不會有太多問題。
那時的國中大多數有能力分班，即所謂「好班」與「壞班」。我分配到的是壞班，學業總成績是倒數第二。我剛進入中學教書，比較大的挑戰就是如何面對這些孩子。他們很調皮、不愛唸書，可能父母也沒受過大多教育，忙著討生活，不像現在有些家長盯得很緊，他們的學習主要倚賴學校。眼看這些孩子都不唸書，感到很難過，總希望他們能夠多學一些東西。當時師大同期不同系的兩三個實習老師，也進入蘭州國中，其中一位男老師會用體罰。我認為不能隨便打孩子，應該用愛的教育，動之以情。但我後來理解，有些老師會用比較嚴厲的方式管教同學，是因為不建立權威，可能會造成教室秩序大亂，上課效果大打折扣。如果訓育組長或校長巡堂時看到，那就更糟。不過，也不全然是不好的回憶，我們班那時候社會科競試得到第一名，他們都說是要給「先仔」（先生）面子，可見這些孩子並不是不能讀書。後來，我也反省國中教育，有時書本上的教學法，到教學現場才發現，其實是不能這樣解決的。那時候有一位資深的老師說：「對學生要先立威。」真的就像商鞅變法，之後再慢慢用溫柔的方式會比較有效果。整體來說，我覺得大五實習那年，管教有點困難，但教學勝任愉快。
（二）碩士班
入學契機與學術啟蒙
我於民國61年考進碩士班，是歷史研究所第三屆的學生。我在蘭州國中教書那年，寄住在年長的堂姊家。雖然他們一家對我很照顧，但我很內向，面對他們總是有些不好意思。那時我的生活很單調，放學後不是和同事留下來義務輔導一些學生，就是回家看書備課，總覺得再繼續教下去也就是這樣，管教學生的難處也有點衝擊，但那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大概從大三開始就時常去圖書館，歷史系當時有系館，這和我們開始要設研究所有關，沒課的時候我就跑去圖書館看書。大概在半年後，也就是民國59年8月，師大歷史研究所成立。當時，有兩三個同學已經在「規劃人生」，有一個同學問我說：「大學畢業以後，你要一輩子當中學老師嗎？」我反問他：「不然你要做什麼？」那位男同學就說：「師大已經有研究所了！我們應該要去唸研究所，好歹去唸個碩士，免得幾年以後，『阿狗阿貓』都是碩士了，我們還不是。」他年紀比我們大，可能想得比較多。我雖然不是受了那句話的刺激，但幾經思考後決定回來考研究所，一方面是在臺北漂泊的不安定感，一方面覺得還是當學生比較快樂。我想，如果當年虎尾女中有缺，我就會回鄉任教，可能很早結婚，人生可能完全不一樣。至於研究所的選擇，我當時沒有考慮過其他學校的研究所，就是很單純地想回母校。
我曾經在一次專訪中說過，我對學術研究的開竅很晚，嚴格說起來大學時依舊迷迷糊糊，這不是謙虛的話，是與當時整體的風氣與資源有關，進了研究所真的眼界大開。當時第一任歷史研究所的所長是朱雲影老師，第二任是李國祁老師。李老師是德國漢堡大學的博士，當時正值壯年，也是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最初幾年是中研院借調師大，他的學經歷也使他能夠接觸比較多的歐美學者。李老師有很多想法，從擘劃課程、充實圖書資料到改變教學方式，許多制度都由他奠定重要基礎，也漸漸成為師大歷史研究所的特色。例如李老師引進seminar制度，也就是小班教學、以討論為主的上課方式。學生人數不多，課堂上都要討論發言，注重師生互動。現在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但回想當時老師主要以講述為主的教學環境，少有發表討論，所以一切都是全新的體驗與視野，也到這時，才覺得好像終於知道做學術研究是怎麼一回事，有開了竅門的感覺。
李老師當時也邀請了很多中央研究院的老師來開課。例如，近史所的王爾敏老師「歷史學研究法」、「中國近代思想史」，張朋園老師開設「現代化專題討論」。史語所毛漢光老師，是研究中國中古史的專家，也有來師大開設課程。李老師開「中國近代史研究」，對我而言是收穫很大的一門課，老師治學嚴謹，對學生要求也很嚴格。因此我修習了這些課，覺得受教良多。
我們那時候，一屆大概錄取五、六個同學，其實算是很少。當時是公費生時期，所以來應考的師大畢業生大多是教過書的，同時也有其他大學畢業的學生加入我們研究所。教過書的同學，他們想得比較遠，他們進入碩班最關心的，是讀完碩士以後，未來的工作會不會比較好。這是人之常情，他們會擔心這個是很自然的事情。有的同學會去兼職、打工，到中學教幾堂課，很純粹當全職學生的人也有。我們研究所的同學完成的碩士論文水準，都維持在水平之上，這和當時老師的教學與指導有很大關係，這會督促學生不要太鬆懈，養成一種學風。以論文題目而言，當時開設的課程中，雖然也有中古史、明史與清史，可是整體來講中國近代史比較多，因此選題目、選老師就會受到影響，進入這個領域的人也會比較多。慢慢的近代史變成我們研究所的強項，學界同行大都給予很好的評價。
碩士論文寫作：「明代的國子監生」
那時候碩士生沒有像最近幾年這樣唸四年、五年，甚至唸七年才畢業的。我們當時最正常就是三年畢業，大概在一年級下學期的那個暑假，就要積極看書，找題目，最好也要找到指導老師。我也是這樣，碩一時其實很緊張，平常就是在修課，所以比較沒有時間想自己的論文方向。我也是在碩一的那個暑假，忙著看東看西。
我當時有個想法，是關於「近代」的含義問題，之後的研究中這個想法也正好得到了印證。在我唸書的時代，「近代」的起點是從西元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當時很多同學做近代史，也多是著眼於這個時代。我認為近代的中國變遷，似乎不能把所有的力氣都投注在19世紀，也應該看看19世紀以前的歷史。通常19世紀以前的歷史，在我們的斷代裡就是清史的前期，而我認為清初和前面明代種種變遷的連繫不宜被忽略。基於一種好奇、一種學術應該往前追溯的熱情，我對自己說：「我要往前看。」
至於找題目就一定要看材料，看看別人的研究成果。我在尋尋覓覓的過程中，讀到柳詒徵先生的〈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大學〉（《學衡》13、14期，1923），他提到明初的太學生政治地位非常高，受到極大的重視。同時我也看了一些有關宋代太學生的專著，當時宋代的太學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太學生運動，如反抗權臣奸臣、政治抗爭等方面。我當時覺得過去的相關研究，比較偏重教育史和政治史的面向。有些老一輩的學者，可能還處於五四運動的影響中，常以古代學生比附20世紀的學生運動。後來我發現監生這種頭銜很低，但它在明代的重要性，或是跟社會之間的關係，似乎尚未有人注意，我就想去關注這個問題。我認為雖然學校是制度史問題的一部份，但我認為中國古代的學校史，絕對不只是教育史，應該同時是社會史中很重要的部分，是一個具有多元複雜意義的課題。
另一方面，我在讀碩士班的時候，正好是美國的社會史轉向「新社會史」風潮的時代。當時，新社會史的特色之一是重視社會科學方法的使用，例如量化方法。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是在1962年出版，當時同學都要讀他的書。我想在發掘國子監生的社會史意義的過程中，也應該結合新的方法去處理老問題與舊材料。我當時很害羞，也不敢去找老師。李老師當時是所長，經常待在所裡，因為學生少，所長認得每一個人。我修過李老師的課，在「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的成績很高，所以他記得我。他看到我就說：「怎麼樣？這個暑假都在做什麼？有沒有用功？」我說我在找題目、看書，我找到一個有興趣的題目。我當時真是有眼無珠，我對老師說：「我想研究明代的太學生、國子監生，看了一些前人研究，我覺得這個題目可以做，不過，如果要找指導老師，我們所好像沒有研究明史的老師，不知道這個好不好。」李老師馬上說：「我在德國的時候開過明史，我可以指導你。」我那時很內向，即使唸研究所後開始比較會講話，但我還是怯生生的。李老師的明史老師是德國學者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曾著《明代史籍彙考》。李老師在德國教了好多年的書，所以他很慷慨、很主動的說要指導我，可能老師也覺得這個學生還不錯吧。其他的同學在找指導老師方面，聽說有的確實有點周折，大多是在選題時三心兩意，可能摸索過一段日子後又放棄，難免遷延了一些時間。
現在想起來，碩士論文真是「少作」。很幸運的是，畢業後我的碩論得到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獎助出版。在寫作過程中，除了跟李老師很充分的討論，擬定大綱之後，就要自己很努力的去找資料。我們當時沒有資料庫，國子監生大概要從官書材料等制度面的史料著手。為了討論社會流動，故從明代到清代中期的地方志中尋找，逐本翻閱檢索。在〈列傳〉中能夠找到一名監生，就非常開心，有一段時間甚至看到「監」這個字，就有「放大」跳出的感覺。我在找資料的時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純粹有監生資格的傳記，一種是曾經入過國子監，後來考上進士。其中有一章是要討論監生的政治地位與社會流動，我必須去找到他們的「起家官」，這要感謝毛漢光老師研究的啟發。後來，我大概找到712個案例，從樣本數來看，真的是九牛一毛。但在材料不是很豐富的情況下，藉由逐本地方志檢索的方式，窮盡很多力量得到的，也很有成就感。此外，我們當時閱讀《明實錄》的方式是每天跟圖書館借兩本回家，逐頁閱讀，可說是大海撈針。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從茫茫書海覓得監生的案例，也同時構思如何解決碩士論文要處理的問題。
在方法上，我們知道研究方法跟資料是有連動關係的，在沒有更多個案的情況下討論社會流動，量化是一相對合適的方法。前面說過，我讀碩士班時正值美國新史學興起，強調借重社會科學。還有，毛漢光老師政治社會史的研究也是一種示範。另外，當時我們都會讀何炳棣的著作。後來我教「歷史學研究法」時，都會提醒同學，史學的量化方法，難的不是計算而是解釋，在量化之後，如何解釋這些數字的意義。其實從大學到碩士班期間，並不會有老師一手一手教你遇到什麼情況要怎麼處理。我有時候就先擱置幾天，透過閱讀或從比較外圍的方式尋求解釋。其實遇到問題時，需要的是經驗，因此遇到困難也不要覺得是白費力氣。尤其，歷史研究的解釋與論述，更需要研究經驗的累積、對材料的敏感度，以及歷史背景的充分掌握。
李國祁老師的教學風格與指導特色
李老師的教學認真而嚴謹。例如，修課要繳交一份期末報告，報告初稿，若是報告不好或是資料用的太少，老師會當場責備。同學也因此不敢鬆懈，比較認真。李老師一直有嚴師的形象，還記得民國95年老師八十壽誕，我邀集了一些受教於李老師的同學合編壽慶論文集，我們在出版前開了一次研討會，回想起當學生的時候，大家好像都很怕李老師。
作為一位指導老師，我印象非常深刻也非常感動的是，李老師批改同學的論文非常仔細，包括文句、論述與說明，老師覺得寫的不好，會用紅筆在上面批註，並注意文字是否流暢、符合邏輯，是不是能寫的更好。我們的初稿總是有老師滿滿的批註，自己為人師以後，可以體會批閱學生論文要耗費很多時間。李老師會給予很多指導，不會「放牛吃草」，但也非亦步亦趨，會鼓勵學生自己探索看法。因此，老師願意指導我，在心情上感到戰戰兢兢，深怕老師失望。常言「嚴師出高徒」，我雖不是高徒，不過作為一名學生，嚴師給我們的東西的確受用無窮，能受教於一位要求嚴格的老師，是很幸運的，收穫很多。
（三）博士班
多重身分之間的平衡
在博士班階段我有多重的身分。民國64年6月，我自碩士班畢業，進入歷史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即一般人認為的助教。民國66年，我慷上博士班以後，改聘為講師，工作地點換到校本部。民國66至68年，以講師身分兼辦系務。我原先有出國攻讀博士的想法，也有蒐集了相關資訊，但顧慮家庭經濟狀況而打消念頭。幸運的是，師大在民國66年設立博士班，是由李國祁老師負責規劃。在擔任助理研究員時，我曾經辦申請增設博士班相關的公文。當時也沒有想過要投考其他學校，在民國66年我進入本所博士班，是第一屆博士生，同時兼任系上的講師。
就讀博士班時，我們所除了近現代史的課程受到學界矚目外，李老師邀請許多國內、外著名學者開課，我當時修習許多中國近代經濟史、思想史的課程，例如，侯繼明老師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劉翠溶老師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王業鍵老師的「近代中日經濟史比較研究」、汪榮祖老師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等。另外，墨子刻教授（Thomas A. Metzger）也曾在本所開課講學。此一師資陣容可謂盛況空前，鄰近的大學，台大、政大的學生都前來旁聽。這些老師都是接受國外教育的專業學者，也熟悉美國學術的動態。他們帶給師大博士班的學術訊息，反映1970年代以降美國最新的學術成果，相較碩士班時期接觸的學術訊息與資源又更進一步。我感到很幸運、收穫也很多。博士班階段，有幸接受十分扎實的近代經濟史、思想史的訓練，對後續的明史研究有很大影響與幫助。
我在擔任助理研究員時，相較於後來的工作是比較單純的。66至68年，即博士班一、二年級時，是講師兼辦系務，還有博士班的課程，是讀研究所最辛苦最忙碌的一段時間。我的同班同學呂芳上老師與林滿紅老師，今日他們都是很有成就的學者。在博士班同學期間，我們各有不同的研究興趣，所以較少共同討論研究。但不約而同的是，我們都非常珍惜時間，會把一天分成三段，上午、下午與晚上來利用。我們三個很拼命，很常說「我第一段時間浪費了多少，所以第二段時間要補回來」，對時間很吝嗇。可能年紀漸長，開始感到要對自己的研究、工作負責，因此很認真的過著既有工作、又當學生的生活。
博士論文寫作：「明末東林運動新探」
我的碩士論文選擇明史，博士班階段就繼續研究明史。選題上，博士班階段選修許多思想史課程，覺得思想史很有趣也很重要。無論處理什麼議題，都要歸結到思想的變化，或主流思想的樣態。通常，博士論文被期望要選擇比碩士論文更大的題目。關於明末的東林運動，當時歷史學者的研究其實非常少，較多的是中文系關於顧憲成、高攀龍思想的研究。當時，還讀了一些中國大陸學者的作品。他們則是放在明清啟蒙思想、五階段論的脈絡下討論。不過，我認為無論是前者或後者都忽略了一個問題，即明代的黨爭跟官僚制度的衝突有很大關係。因此，我主要從兩個方面著手，針對明末東林問題作一個「新探」。一是由制度史層面考察東林黨爭的源頭、發展與變化，另一是從思想層面，探討他們在學術思想上的意義。
寫作博士論文階段，老師會覺得學生已經有碩士論文的經驗，能獨立處理研究上的問題，指導方式較為自由，李老師亦是如此。同學也多以「準學者」的姿態，忙於自己的研究。在外校和中央研究院，專屬於研究生或年輕老師的小型研討會很少。雖然與他校博士生的互動增加，不過針對各自研究的討論、切磋並不多。
寫作困難上，當時仍然沒有資料庫，最大的難題還是材料，也是我回想起來比較不滿意的地方。因為討論東林運動，牽涉的人很多，我的研究斷限是到天啟黨禍。從黨人名錄來看，有三百多人，需要閱讀的史料非常多。如果，僅閱讀領袖級人物的文集，也要耗費好幾年。尤其很多文集善本、微捲，當時都尚未印刷出版，有些是在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有些則在中央研究院。蒐集閱讀這些文集非常花費時間和精神。尤其研究思想，如果沒有逐篇閱讀研究對象的文集，很難掌握思想的樣態與變化。這樣的過程也使我累積了寶貴的經驗，尤其念茲在茲的是文集的重要性。我們一定要下很大功夫，去找研究對象的文集。對明史研究者而言，文集是很重要的資產，國家圖書館藏有三千多種明人文集，為各大圖書館所少見，明史研究應好好利用。
●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 第83期
●發行人：臺師大歷史系主任 陳惠芬 發行單位：臺師大歷史系圖書室 編輯：徐愷謙、歐詠芝
●E-mail：ntnuhisepaper@gmail.com 電話：(02)77341507 傳真：(02)23633032
※本報歡迎所有臺師大歷史人的投稿，您可以透過上述聯絡方式與編輯討論您的任何創意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