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報導
- 108.11.14【108-1 研究生講座（五）】 楊翠教授：如何看見？——歷史真相與檔案運用
紀要：李紹豪（本系碩士班學生）
楊翠教授，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現為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為作家楊逵的孫女，研究領域為臺灣文學、原住民文化與文學、臺灣女性文學、臺灣史、臺灣婦女史。目前兼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本次演講主題「如何看見？——歷史真相與檔案運用」，主要解釋轉型正義的意涵、檔案與轉型正義的關係以及臺灣威權統治時期對民眾的影響。
演講之初，楊教授談到轉型正義的核心問題是歷史正義，將過去的真相澄清，讓受難者能沉冤得雪。轉型正義並不是清算，進行轉型正義的過程雖可能會有陣痛期，但唯有真正地面對過去，社會才能達到和解。
關於轉型正義，紐約的國際轉型正義中心以及聯合國都對其有明確定義，德國、南非、韓國等過去為專制體制的國家早早就展開轉型正義的工作。臺灣的轉型正義較別國來得更晚，但幸運的是因此能參考別國的經驗。如臺灣的轉型正義是採立法除罪，而非司法除罪，這是參照西德。立法除罪相較司法除罪的一個優點是，大部分受難者都年事已高，然而司法程序漫長無期，可能司法程序進行到一半當事者便去世。由政府來主動進行轉型正義亦非常重要，民間雖然也能進行轉型正義的工作，但有許多任務是單憑民間力量辦不到的，因此需要政府參與，而由政府進行也較能建立完整的程序、機制。促轉會所能進行的工作即是依照《促轉條例》規定的，而法律上明確界定其所處理的案件是在1945年至1992年之間，即一般認定的威權統治時期。促轉會還建立了轉型正義資料庫，此資料庫將對外開放，民眾能從資料庫進行檢索，能深入探究過去社會無法了解的歷史真相。此資料庫在促轉會的業務結束後，預計將轉移給檔案局，持續讓民眾使用。
臺灣的轉型正義與檔案密切相關，白色恐怖時期最大的特色是體制化，其有核心機關，龐大綿密的情治系統，繁多的控制性法律。而從檔案中，可以清楚看到受難者審判的過程、參與加害者的姓名等紀錄。國家透過《檢肅匪諜條例》的「聯保辦法」讓人民互相監控，又透過「給獎辦法」讓檢舉人、辦案人能分得受難者大量財產。目前仍無法確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實際人數，但可以知道處決死刑犯最多的是1950年到1955年這個時期。
關於白色恐怖的檔案，過去民間已敦促相當多史料開放，臺灣轉型正義的開始可說是由受難者在民間自發性展開，如六張犁的亂葬崗就是受難者家屬所發現。另外像1995年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2007年修改成《賠償條例》都是由受難者家屬的爭取才出現。檔案的開放則到更後期才有，像判決書的公開要等到1998年才有。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只能取得零星留存在民間的檔案，要等到1999年的《檔案法》制定，後又有檔案管理局成立，臺灣才在尋求歷史真相上有重大進展。到現在，臺灣共有六波檔案徵集，2000年至2017年的前五波徵集收到1.5萬件，2018年促轉會敦促加速各單位政治檔案的移轉，第六波徵集到13萬件檔案，而警政署佔7萬餘件，調查局有3萬件。然而徵集到檔案後，還有解密及詮釋解讀的工作，決定解密與否的權限在原機關，促轉會另一個任務就是負責與原機關協商開放解密。
接著楊教授透過實例講解檔案的運用。第一個是原住民伍保忠的案件，因為早期身份登記不紀錄族群身份，而透過檔案解析能確認受難者的身份。最終透過檔案確定了伍保忠的原住民身份，也讓其子伍金山能尋得父親之墓，帶父親回家。透過檔案建也可以看到統治者實行威權統治的樣貌，如在蔣介石曾親自批示，將「綠島再叛亂案」原本因接受反動思想處以有期徒刑的傅如芝改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的罪名判處死刑。另一起陸軍中將徐會之被槍決的案件，也可從檔案中得知是因蔣介石指示才改判死刑。而透過檔案，又可以清楚呈現威權統治下人民受到監控的情形是多麼嚴重，就算不是政治受難者，仍然籠罩在各種監視之下。如1970年代各監控校園的「春風會報」，透過校園安定小組匯報。據統計在1983年，全臺校園接受春風會報佈建的人數竟多達5000餘人。受監控者就算沒被定罪判刑，本身的權利也可能受此侵害。檔案顯示大學教授續聘與否，竟與國民黨的北知青、青工會等組織授意影響教育部、大學校長有關，前東吳大學教授黃爾璇即是因此而被校方解聘。
演講最後楊教授談到，隨著檔案漸漸開放，政治受難當事人可以依據《政治檔案條例》申請附卷，修正當年使自己名譽受損的不實內容。檔案公開是轉型正義必要的過程，雖然可能有分裂社會的疑慮，但事實上唯有公開檔案才更能尋得寬容，進一步達成和解。
●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 第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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