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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03.29 【106-2研究生講座(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族群政治架構的形成,1947~1962

    紀要:王煥文(本系碩士生)

      本次演講的講者吳啟訥老師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長為近現代中國的族群政治史。此次演講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族群政治架構及其形成,吳老師上溯清代及民國族群政治的面貌,分析晚清至中共劃分族群的脈絡,並討論中共的「民族識別」及自治區的設立。

      中共的族群政治承襲滿清及民國,又與現代民族國家的界線不同。「五族共和」、「中華民族」等等族群劃分的現象,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政治的需求而形成。滿清入關後,因其強烈的內亞性使得族群議題成為清廷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其中的核心便是「蒙古議題」,也就是滿人與蒙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蒙古族群在清帝國的角色等等問題。除了蒙古之外,還有幾個族群為清廷重視:佔人口多數的漢人、因藏傳佛教而與蒙古有深厚關係的部分藏人、回疆。此處便可見後來「五族共和」中的五族。綜觀滿清的族群政治,可發現「一國多制」的現象;例如在清廷與俄國簽約時界定的區域,這些地方並非近代的「民族國家」,卻也脫離了傳統「天下」的概念。此外,滿清的族群政治還有一種「中介」地帶。以區域論,那是農耕、漁牧的中介地帶;以族群分,那是半胡半漢的中介群體。目前對這類中介角色的研究尚不足,但可知這些角色是延續的,中共56個少數民族中,「五族」外的51族多為清代的中介群體。

      清末民初喊地震天嘎響的「五族共和」、「中華民族」等族群口號,其實並非革命黨人所創。五族共和是滿、蒙旗人留學生提出的概念,對象其實便是前述清廷重視的數個族群。但此概念力道不足以支撐清末革命所需,漸漸被民族主義取代,強調「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正是孫中山先生所期望的。然而,民族主義可以用在革命,卻無法用來治國;民國初肇,北洋政府重提五族共和做為其族群政治的方向。

      到了1920年代,因日、俄、英等列強在政治及領土的介入,國民政府不得不做出回應。不同於清末民初的民族主義論述,區分漢族與非漢族;此時政府為了保持領土的完整,勢必要有一個更能拉近中國境內各族群的論述,於是便有了「中華民族」此一族群政治架構。中華民族論述的推行,在行政上欲將非漢族地區行省化;在人群關係上有蔣中正的演說及《中國之命運》的出版。1928年,具有中華民族意識的非漢族人群尚不多;到了1937年,因為戰爭有了共同敵人,加上非漢族地區戰事的進行,使得中華民族意識勃發。

      中共在當政前反對國民政府的中華民族論述。在江西蘇區時期,共黨主張「民族自決權」,要求國民黨不得以漢族沙文主義對待非漢族群體;又主張聯邦制,這是來自俄共的「中華聯邦共和國」之說。到了1930年代,蘇聯需要中國團結以抗日,因而改變立場,連帶中共也開始主張「中華民族,團結抗日」。1930年代末葉,當時中共政權在陝、甘、寧一帶滋長,強調與當地回、蒙是同一民族。實際上回民指的是一群信奉伊斯蘭教的漢人,其分布遍及全中國;而當地蒙人則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

      中共建政後的族群政治除了有滿清、民國政府較遠的的淵源,還有一個較近的脈絡,即「民族區域自治」。後來的少數民族自治區、自治縣等等皆源於此。略舉一例:1940年代,許多蒙人希望內蒙一帶能與外蒙合併,如東蒙古(現在的內蒙東部)。中共壓制了這些聲音,並扶持在蒙人中具有一定地位的烏蘭夫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也就是後來的內蒙古自治區。

      隨著上述「民族區域自治」原則的發明,再加上中共建政後希望在1954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於大會需要各民族的代表出席,因此「民族識別」成了首要任務。簡言之就是族群政治的第一步:先確定國內有哪些族群。民族識別的工作有兩點借鏡,即「中國傳統」與「蘇聯經驗」。傳統上的人群分類是為了收稅而為之,但中共的分類目的不同,政治意味便不相同;即使如此,雍正朝分別的六十多個群體中仍有大半與中共的識別是相同的。蘇聯因境內族群組成十分複雜,為了方便統治,降低成本,發展出了以相互牽制為旨的分類方法。中共也聲稱以史達林的「四個共同」來分類: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共同經濟標準。但細察中共族群政治架構,可知四個共同並非真的是分類標準。

      民族識別的實際行動上,中共推行「民族改革」,由民族改革工作隊進行,分合民族以識別。此「改革」常利用一些不甚實際的學術理由來劃分族群,如語言學的觀察。青海的土族,自稱蒙古人,使用略為古老的蒙文,可以跟蒙古人溝通,也因為信仰藏傳佛教而能與甘南的藏人溝通,但因為學術上的認知識別成土族。廣西王李宗仁回到廣西後,發現那裡變成了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空出現了一個壯族;此乃因兩廣地方意識強烈,為了壓抑而「創造」壯族。

      至於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設立,則依照「自下而上,由小而大」的準則。以新疆為例,中共政府先建立一些非維吾爾族的自治州、縣、鄉,1955年再建立新疆維吾爾人自治區。其目的在於以小族牽制大族,此方法從國民政府時期便已如此。另外也可見力強則分,或將兩群人劃歸一處,製造矛盾的情況,如廣西把壯族及漢人劃在一塊;寧夏的回族只占全部回族的十分之一強;內蒙的蒙古人是人口中的少數。

      到了現代,中共的族群政治架構又有了不同面貌。隨著時間與環境變遷,出現了新的問題,如改革開放後的資本流動,使族群間的界線變得模糊;又地域意識與民族意識合流,為官方意料之外。政策當中對少數民族的優待,似乎對漢人不公,但須注意「黨」的存在是跨民族、跨地域的,甚至可說是非民族的、非地域的;意即公共議題的討論仍是漢人群體占優勢。這是中共族群政治待解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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