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報導
- 106.12.14 【106-1研究生講座（七）】相爭牽手、一女多偶？荷蘭東印度公司轄下的殖民地跨國婚姻故事
紀要：王哲謙（本系碩士生）
康培德老師原在明尼蘇達大學主修地理，但因為興趣的關係，同時修了許多歷史課程。專長是歷史地理，以及台灣鄉土文化。目前是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教授。而康教授近來出版《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主要探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與台灣原住民諸社的文化交流，而「婚姻」也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事實上「婚姻研究」是一種全球史視野下的文化研究，大航海時代荷蘭在亞洲的擴張活動，衝擊了東亞原本的住民生活型態，而原住民也反饋在東亞的荷蘭人。老師以荷蘭檔案中數件婚姻判例為切入點，探討兩者在殖民活動中的文化交流、合作、與抵抗，屬於台灣文化史研究上較為新穎的領域。
Why Women in the East Indies？女人在東印度為何成為一個議題？回答這個問題前其實可與清代台灣做連結。一方面是由於荷蘭船員大部分為男性，因此造成殖民地男女比例失衡。另外也須從商業網絡去思考，歐洲男人需要透過殖民地的「女人」拓展人際網絡，以及解決生理需求。
荷蘭殖民地長官首先的解決方案是將孤兒或未婚婦女送到東印度，給東印度的荷蘭男人成家，由昆恩（Jan Pietersz Coen）提出，試圖以荷蘭式新教家庭為骨幹的殖民地作為貿易活動的後盾。但顯然是不可能，一是願意前往的婦女多半不符合新教規範，如妓女，二是極高的死亡率。使得這項方案成為不可能。而范迪門（Anthonie von Diemen）則想出利用當地受過基督教教化的女性，來擔任荷蘭殖民地官員的妻子。而教化是寄養家庭透過人口買賣得到在地人的孩子，男孩可作為公司的學徒，女孩作為公司預備為雇員的妻子，通過新教的考試便可正式成為雇員的妻子。
1622年荷蘭船員漂流到小琉球，遭小琉球社原住民殺害，是謂「金獅號事件」。而1633年東印度公司決定派兵報復小琉球社，1636至1639年間荷蘭人不斷攻打小琉球，最後小琉球社廢社。而這期間小琉球人被荷蘭人送至爪哇奴工勞動、新港社增加人口、被荷蘭家庭收養兒童。范迪門曾言住在新港社之小琉球人，受洗後達適婚年齡應嫁給荷蘭人，而非新港社人。可見公司雇員若娶台灣女子，於公司立場，雇員與公司約期滿後必須打消返回荷蘭的念頭。而小琉球男性則須獲得公司許可方能結婚。
荷蘭改革宗教會的立場上，與公司官員擴展殖民地商業利益的做法不衝突：擴大基督教信仰的版圖。干治士牧師主張來台牧師至少要在當地10年且娶當地人為妻，已建立一種接近當地文化的基督教家庭生活模範。以此為模範，假以時日所有原住民將改宗基督教。但不只是荷蘭人有婚姻需求，來台經商的中國人也與原住民女子通婚，因而有「女人的競爭」。1636年改革宗牧師Robertus Junius即不滿不符合改革宗教意的男女關係，不論是新港社人或唐山人。因女人的競爭中，唐人比起荷蘭丈夫，居住更靠近村社中，往往比荷蘭人更具影響力，特別是公司最為關心的貿易利益私，所以東印度公司也著手規範限制唐人在原住民村社的活動。1644年的判例中，大目降社（台南新化）唐人與其原住民新教妻子的婚姻為事實。而承認婚姻為事實的關鍵在於男方的基督教信仰是否被確認。1654年的判例中，蕭壟社（台南佳里）的唐山人與Robertus Junius牧師的小琉球女僕所結合的基督教婚姻，合法的婚姻在婚後小孩都需皈依基督教，但此案例中丈夫不只沒有改宗，也未讓兩個小孩皈依基督教，最後成為公司、孤兒院等的債務人。公司擔心丈夫會將財產轉移出境，並逃回中國，因此限制其人身出境，清算其財產並清償其債務，並計畫將剩餘財產照顧妻小。1657年，小琉球人的妻子死去，丈夫帶走已受洗的兩個小孩，授以漢俗。最後是女孩被荷蘭人帶走，以下沒有紀錄，可能是成為荷蘭官員的妻子。
1650年代台歐婚姻紀錄，由於教會洗禮婚姻登記簿這項史料，可以見得有登記的原住民基督教女性的結婚件數有190件。觀察的結果可以知道小琉球女性比起其他社女性，再婚人口高，改嫁數次是常態，且婚嫁對象的社經地位較高。但也無法推測原因為何。而這些再婚數次的女性，因常常繼承前任丈夫的財產，也因此成為其他公司雇員「獵財」的「再婚」對象。還有個問題是來自歐洲社會中下層的男子，娶台灣原住民女性後是否有實質上的獲益？答案是有的。如西班牙人Domingo Aguilar娶了三貂角社的妻子，從而繼承一座硫磺礦谷。
最後一件案例即荷蘭改革宗教會的范勃亨（Joost van Bergen）與新港社女性Tagutel的婚姻故事。范勃亨因熟悉新港語，又是在地人女婿，在東印度公司可謂是「台灣通」。但1636年Tagutel婚外情曝光，范勃亨要求解除婚姻。而Tagutel婚外情的對象是新港社教會學校的學生，被牧師Robertus Junius發現。而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上，這齣婚外情可能是異文化在情俗背景的認知上的差異，總而言之Tagutel的婚外情讓教會有藉口介入當地人的婚姻關係。在事件之後，范勃亨的事業之路雖扶搖直上，但在1646年被降職為通譯，理由是「酗酒，且回頭找他紅杏出牆的前妻相好，是道德敗壞的人」。由此可知他與Tagutel又復合了，但是復合的原因缺乏史料，就不得後世人知了。
在前述，婚姻似乎是利益的結合，是文化，社會網絡的因素造成婚姻的選擇。但在Tagutel的案例中，複合似乎難以單純以利益、文化、社會因素來解釋。利用人口統計與案件統計，可以觀察出非常有趣的婚姻研究，不只是舊史料的重新解讀，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題目與深度，同時也是一種全球史視野下的文化研究。
●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 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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