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第52期‧系友訊息

系友歐素瑛老師訪談

訪談者：黃室駿、巫佳穎同學 (本系碩士生)

簡介

　　歐素瑛老師，1968年生。1993年錄取師大歷史研究所，同一年高考及格，於1994年1月進入國史館服務，歷任國史館助修、協修等職務，2010年擔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副館長一職，卸任後於國史館擔任纂修至今。就讀研究所期間，師事吳文星教授，以戰後初年臺灣史為研究方向，1997年以〈光復初期臺灣職業教育之研究(1945-1949) 〉為題取得碩士學位，翌年進入博士班，2006年以博士論文出版專書《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 》。歐老師致力於臺灣史、臺灣教育學術史等研究，著有〈二二八事件期間縣市首長的角色與肆應〉、〈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與留用：兼論臺灣高等教育的復員〉、〈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之創設與發展〉、〈白鳥勝義與近代臺灣氣象學研究之展開〉等多篇論文。

1. 老師選擇歷史系的契機及師大歷史所的進修

　　選擇歷史系的原因要從中學時代說起，中學時的歷史、地理老師都是師大畢業的，上課很有趣，加上自己記憶力似乎不差，對背誦類的課程頗為拿手，歷史、地理、國文等科的成績都很不錯，因此大學時就選擇念歷史系。

　　在大學畢業前夕，其實未考慮就業的問題，想要繼續唸研究所，1993年4月考上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同年7月，再考高考，也順利考取。之所以考高考，是因為朋友告知，報紙有公布高考三級史料編纂科，考試科目都與歷史相關，可以一試；唯有圖書檔案管理一科，大學時沒有唸過，坊間也沒有檔案學相關的圖書，於是到光華商場買圖書館學的書來唸，後來該科還考了47分，成績還算不錯，因為當時一起應考的大學同學該科的得分竟然是負分。
　　
　　9月碩士班開學，到12月高考放榜時，已經唸了一個學期的碩士班，隔年（1994年）1月24日才到國史館報到，至今已經在國史館服務超過20年。當時國史館規定新進人員在機關做實務訓練，要求必須休學1年，隔年才能復學。因此碩士班實際唸了3年，加上休學1年，總共4年。當時的碩士班同學大部分是老師，因為可以提敘薪水，所以很多人來念碩士。其餘還未有教師資格的同學，畢業後也大都擔任教師一職，當時師大碩士班學生只需修10個學分的教育學程，就能有中學教師資格，相當不錯。我原先也考慮修讀教育學程，在碩士畢業後，即可就業。惟因後來考上高考，在擔任公務員期間必須請假上課，每年所請的假都快要到扣薪水的狀態，實在沒有時間修教育學程，也是當時少數沒有修教育學程的學生。

　　1997年6月碩士修業完成，吳文星老師旋即鼓勵應屆畢業報考博士班，但由於1994年年底結婚，孩子剛出生不久，想要休息一陣子而未報考。隔年年初，再度接到吳老師的電話，鼓勵繼續進修對未來的研究工作會有幫助。但因距離考試時間已近，便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很幸運地考上師大歷史所博士班。

2. 就學期間，老師在課業與工作之間忙碌的生活

　　在師大就讀碩士班及博士班期間，生活就是工作、上課、寫報告及家庭生活，過得非常的充實。尤其在就讀博士班期間，壓力很大，報告一定要在老師訂定的期限內繳交，一面工作，一面上課，時間很有限。加上當時孩子還小，必須等到小孩睡覺後，才開始寫報告，真的很辛苦。雖然如此，在研究學習上還是有很大的收穫。

　　我的碩士論文會以臺灣史為題，一則因為學長說如果想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就必須到中國找資料（後來發現國史館就有很多相關資料），但我以公務員的身分，不可能到中國去找資料；一則因為修林滿紅老師的「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課程時，提到戰後初期職業教育的部分引起我的興趣，幾經思考後，決定研究臺灣史，並以〈光復初期臺灣職業教育之研究(1945-1949) 〉為題，請吳文星老師擔任指導教授。目前國史館有關戰後臺灣史的資料似乎不少，但大都是2000年之後慢慢徵集進來的，於此之前，國史館典藏的臺灣史資料甚少，主要典藏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所以當時幾乎每天下班後就到臺灣分館報｜｜翻閱《臺灣新生報》及相關的圖書資料。之所以選擇1945年至1949年做為研究斷限，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研究論文幾乎很少談論這段期間臺灣的變化，但也因為研究成果甚少，實在不知道資料在那裡，只好一頁一頁地翻閱報紙，十分辛苦。加上當時的資料影印費很貴，印一張A3要5元，所費不貲。在論文的撰寫過程中，慢慢地瞭解戰後的資料來源，也透過逐頁翻閱報紙資料，對戰後初期的臺灣史有更多的認識，可說收穫很大。

　　碩士班與博士班的的學習，不太相同。以選課為例，念碩士班時，在研究上較欠缺概念，研究方向也不確定，因此修課完全根據自己的興趣，想要修什麼課就修什麼課，再來考慮報告的題目要寫什麼。上了博士班之後，因為研究方向已經確定，因此包括選課、研究報告等都能很快掌握，並儘快著手。其次，就讀碩士班時，主要在學習如何做研究，如何撰寫學術論文，到了博士班之後，慢慢可以自己找主題、寫論文，也比較有研究意識，與碩士班時有很大的不同。

3. 求學期間的深刻印象

　　在就讀師大研究所期間，印象深刻的事之一就是趕車。因為工作的關係，請假時間有限，每每於下課後須儘快搭車回去上班，當時還沒有捷運，只能搭新店客運到國史館，但新店客運的班次不多，時間也不確定，所以一下課就簡單買個飯糰，上車後，坐在車子最後的座位上把飯糰吃完，不知不覺還瘦了好幾公斤。

　　其次，是對授課老師的印象。以前修課的時候，學長姊都會提醒哪位老師比較嚴格，要特別注意。當時就聽說李國祁老師很嚴格，如果報告寫不好，老師會直接將報告往你臉上丟，聽起來十分令人害怕。不過從我就讀碩士班到博士班畢業，李國祁老師都對學生很好，平時還會找學生到他家裡聚聚，十分和藹可親。另外，是張玉法老師，他在課程結束的時候，都會與學生聚餐，聽說張老師的酒量不錯。不過，碩士班時的中國現代史老師是張玉法老師，到博士班時，我又修了中國現代史，老師已經改成呂芳上老師了，兩位老師的風格很不一樣。還有呂實強老師，他對學生很好，上課時也是無所不談。最後是吳文星老師，老師在我博士班時開了「臺灣近代史研究」課桯，吳老師都會帶著我們課外文書，當時只有兩個人修課，兩個人輪流讀，很快就輪到，感覺壓力特別大。事實上，每一位老師都對學生很好，只是風格不太相同。

4. 國史館工作的內容

　　高考及格後，被分發到國史館工作，最初的職務是助修。國史館的修纂人員分為四級：助修、薦任協修、簡任協修、纂修，是比照大學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分類方法，也領學術研究費。2014年起，改為與公務人員一樣領專業加給。

　　最初在國史館所負責的工作是口述歷史。現在口述歷史已經是蒐集研究資料的重要方式之一，各大學歷史系所也都會教授口述歷史的方法等；但過去在歷史系所並沒有相關課程，也沒有做過相關的訓練。因此，當時的方式比較像是學徒式，由資深的前輩直接帶領，學習如何做口述訪問。國史館是國內較早從事口述歷史的公務機關，當時由數個從事口述歷史的機關共同成立口述歷史學會，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1991年推動設立，結合國史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臺北市文獻委員會、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以及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等，每年輪流主辦會議，發表口述歷史成果。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為例，受訪者都是軍人；文獻會則以訪問地方耆老居多。國史館最初訪談的人物大都是黨國大老，例如梁肅戎、薛人仰、劉先雲、賴名湯、陳守山、趙自齊等黨、政、軍方面的重要人物，其後訪談人物擴及各行各業出類拔萃人物，例如謝順景、甘俊二、李福登、黃溪海、徐國士等。近幾年也進行歷任總統、副總統的訪談錄，這些口述訪談錄都已相繼出版。

　　當時在口述歷史組的工作，就是與主訪的纂修一起出去口訪。一般而言，以兩人為一組，由一位纂修、一位協修或助修一組。每個星期訪問一次，每次兩個小時，有鑑於受訪人年事頗高，上午的精神較佳，故訪談時間大都安排在上午，由纂修主訪，協修或助修紀錄整理。回到辦公室後，即將錄音內容打成逐字稿，不斷地按前進、後退，前進、後退，兩個小時的訪談內容，往往要花好幾倍的時間才能完成逐字稿，十分辛苦。之後，再按訪談大綱，作章節安排，並作文字潤飾。經纂修修訂後，再交給受訪者作確認。在口述歷史組做了好幾年，也出版了幾本口述歷史訪談錄，例如《薛仁仰先生訪談錄》、《陳寶川先生訪談錄》、《洪樵榕先生訪談錄》。之後，也出版了《黃溪海/李福登訪談錄》、《謝順景訪談錄》、《林曜松/徐國士訪談錄》，以及《海外黑名單人物訪談錄》等。

　　其次，是編輯史料彙編。最初編輯的是《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五)—地方自治與選舉》，是關於地方自治與選舉之資料彙編。之後，編輯228事件檔案彙編，先後編輯《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第3、4、7、8、11、13、14、15冊，並編輯出版《二二八事件辭典》。同時，也參與編輯臺灣省參議會檔案，並據以撰寫研究論文〈臺灣省參議會與教育之進展—以國立臺灣大學為例〉、〈臺灣省參議會與職業教育之改造〉、〈臺灣省參議會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臺灣省參議會對日產糾紛之調處〉等多篇，對臺灣省參議會的檔案資料頗為熟悉。張炎憲館長期間，適省級機關亟待整併之時，他除了將臺灣省文獻會併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之外，也意圖將臺灣省諮議會併入國史館，臺灣省諮議會典藏有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到省議會的檔案資料，自1998年12月改制以來，即積極辦理檔案數位化和史料展覽，工作內容與國史館頗為相似，不過因諮議會並不同意而作罷。林滿紅館長上任後，認為大多數的檔案都已數位化，且建置了資料庫，不需要再編輯史料彙編，因此史料彙編的編輯、出版，已經較之前大為減少了。

　　國史館修纂人員的升遷除了一般公務人員必備的年資、考績、敘獎等之外，還必須要有研究業績，其中，助修至少要有一篇論文、薦任協修要有二篇論文，簡任協修要有三篇論文，纂修要有四篇論文，其他的書評、翻譯、評論等，也都納入計分。每年的工作，除了編輯、出版等工作之外，還要提交研究計畫，工作量頗大。

5.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副館長任職經驗

　　臺灣文獻館位於南投中興新村，原為1948年成立的臺灣省通志館，專責辦理臺灣省通誌之纂修。1949年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負責臺灣省文獻史料的採集、整理、典藏、文獻書刊的出版及史志的纂修。1998年由於臺灣省凍省，臺灣省文獻會於2002年改隸國史館，更名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9年臺灣文獻館館長謝嘉梁退休，由副館長林金田接任館長，林滿紅館長為促進兩館的人事交流，並培植中生代的主管人才，乃詢問我是否有意擔任臺灣文獻館的副館長。過去館內修纂同仁大都是考試及格進入國史館，一直做到退休，都在國史館服務，極少有人調到其他機關。加上我的家庭都在臺北，而臺灣文獻館在南投，一旦到南投工作，勢必與家人分隔兩地。因此，林館長的徵詢，不但令我驚異，也感到猶豫不已。我打了電話給吳文星老師，詢問他的意見，想不到老師立即說：「很好啊！你可以去啊！」因為老師的鼓勵，我決定接受臺灣文獻館副館長的職務安排，於2010年1月履任，前後兩年。

　　臺灣文獻館除了一般的行政人員外，也聘用數名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日治時期檔案翻譯，並編輯出版，藉以推廣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國史館與臺灣文獻館的屬性不太相同，國史館是較為靜態而封閉的機關，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基本上與外界並沒有太多的交流，對一般人而言，是一個神祕的機關。但是臺灣文獻館不一樣，它與地方上的互動是非常密切的，像是舉辦研習營，或是舉辦展覽、畫展等，每次都能得到地方上藝術家或收藏家的贊助，免費提供收藏品。同時，他們也可以透過申請機制，借用場地舉辦個展，因此臺灣文獻館與外界的互動較為密切。另外，臺灣文獻館還有200多名志工，與外界的接觸很活潑，與國史館的氣氛不同。還記得上任不久，南投紫南宮的理監事曾組團到臺灣文獻館拜訪，聽說他們每年都會組團拜訪臺灣文獻館，當時館長指派我負責接待，不過因為我剛上任，對南投還不熟悉，但從他們的言談中，多少了解地方上的動態，頗為有趣。在國史館工作時，只要能理解檔案、會寫論文、會編史料彙編就可以了。但到了臺灣文獻館，對於地方上的人脈、資源都要熟悉，第一年我真的不熟，第二年才較為熟悉。

　　到臺灣文獻館之後，我仍不間斷地撰寫論文，主要因館長希望我能以身作則，多發表論文，並擔任《臺灣文獻》總編輯。2010年1月我才到任，即被要求在當年8月即將舉辦的「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檔案研討會」發表論文，因此自到任之後，一面學習各種行政工作，一面仍不停歇地撰寫論文，並於該研討會中發表〈實業教育與產業發展：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為例〉一文；同年9月，又與臺灣省諮議會舉辦「臺灣涉外關係研討會」，我也發表〈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與留用：兼論臺灣高等教育的復員〉一文，比起在國史館時，論文發表似乎更勤了，絲毫不能鬆懈。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月16日我到任當天下午，臺灣省諮議會研究組長林紹康即來電表示希望能幫忙諮議會纂修會史，我要他找國史館幫忙才是，國史館才有研究人員，但是他說是國史館林館長要他來找我的，因為我之前曾撰寫有關議會之論文。也因此，開啟了臺灣省諮議會、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三機關的合作案，經過二年時間的纂修，順利出版《臺灣省議會會史》一書。

　　兩年後，令我萌生回到國史館的原因，是因為當初調職到臺灣文獻館時曾與林滿紅館長約定以兩年為期，兩年後即將我調回臺北，想不到我到臺灣文獻館不到兩年，她已離開國史館了；於是，我向呂芳上館長提到林館長與我的兩年之約，但呂館長表示這事不急，他還有很多事要做。但是2012年初就要選舉總統了，恐怕因為總統大選而人事凍結，無法返回臺北，於是一再催促呂館長，終於在2012年1月10日調回國史館。期間，也很感謝國史館同事的幫忙，雖然我人在臺灣文獻館，但也邀請我參與國史館的編纂工作，希望我透過參與國史館的工作，能讓我慢慢地回到臺北，像是呂館長因應民國100年所提出的四大計畫，其中我就參與了《中華民國發展史》、《中華民國百年大事記》的日治時期等。調回臺北後，曾編輯出版《海外黑名單人物訪談錄》、《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簡國賢案》，以及《非典型副總統呂秀蓮》、《陳水扁總統照片集》等。2015年起，擔任《國史館館刊》編輯委員兼執行編輯。

6. 在研究過程中對於史料的掌握與遭遇的瓶頸

　　在研究過程中，史料的掌握應當要盡量周延。歷史研究大致有兩種研究方式，一則是新的研究方法，指用新的觀點去重新詮釋；一則是掌握新的資料，並運用新的資料重新詮釋。假使沒有掌握新的資料，沒有新的研究方法，那只能炒冷飯，重複前人的研究。

　　另外，在戰後臺灣史研究上，因為涉及個資，或是機密檔案而未能開放，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等，皆容易遭遇到這些問題，造成研究上的限制，亟待突破。

7. 老師對後輩的建議與勉勵

　　進入工作崗位以後，會發現學校所學的知識只是一部分而已，還需要在工作中累積經驗，我認為杜威所說的「做中學」，就是一種很好的自我學習的方式。譬如我大學畢業後進入國史館，一面念碩士班，一面工作，在做口述歷史整稿的時候，就必須思考受訪人的每一句話，要用什麼樣的文字來表達，因為講話畢竟與書寫是不一樣。透過自己慢慢地琢磨，思考如何呈現一個比較好的狀態。最後以淺顯易懂、流暢的文字來書寫，以提高可讀性。其次，要多看別人的文章，像吳文星老師就經常要求我們多看他的文章。我很贊同他這句話，學習模仿前輩的研究脈絡、文字，其實會進步很多。以我撰寫碩士論文為例，會先與吳老師討論論文大綱，再依據大綱蒐集資料、撰寫論文，再把論文初稿交給老師修訂，吳老師總會逐字逐句地修改，當時雖然並未修過吳老師的課，但是從他修改回來的文字，我會思考老師為什麼這樣改，改成這樣子是不是比較好，這也是一種自我學習，不斷充實自己的實力。

　　在學術研究與工作中，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不進則退」。當你越不做就越不會做，漸漸地自己也不敢做。所以剛開始學習時，表現可能不好，不能讓人滿意，可是慢慢地琢磨、努力，就會表現得更好。雖然學習過程是辛苦的，但絕對會有很大的收穫，是一個讓自己更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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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選擇歷史系的契機及師大歷史所的進修　　選擇歷史系的原因要從中學時代說起，中學時的歷史、地理老師都是師大畢業的，上課很有趣，加上自己記憶力似乎不差，對背誦類的課程頗為拿手，歷史、地理、國文等科的成績都很不錯，因此大學時就選擇念歷史系。　　在大學畢業前夕，其實未考慮就業的問題，想要繼續唸研究所，1993年4月考上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同年7月，再考高考，也順利考取。之所以考高考，是因為朋友告知，報紙有公布高考三級史料編纂科，考試科目都與歷史相關，可以一試；唯有圖書檔案管理一科，大學時沒有唸過，坊間也沒有檔案學相關的圖書，於是到光華商場買圖書館學的書來唸，後來該科還考了47分，成績還算不錯，因為當時一起應考的大學同學該科的得分竟然是負分。　　　　9月碩士班開學，到12月高考放榜時，已經唸了一個學期的碩士班，隔年（1994年）1月24日才到國史館報到，至今已經在國史館服務超過20年。當時國史館規定新進人員在機關做實務訓練，要求必須休學1年，隔年才能復學。因此碩士班實際唸了3年，加上休學1年，總共4年。當時的碩士班同學大部分是老師，因為可以提敘薪水，所以很多人來念碩士。其餘還未有教師資格的同學，畢業後也大都擔任教師一職，當時師大碩士班學生只需修10個學分的教育學程，就能有中學教師資格，相當不錯。我原先也考慮修讀教育學程，在碩士畢業後，即可就業。惟因後來考上高考，在擔任公務員期間必須請假上課，每年所請的假都快要到扣薪水的狀態，實在沒有時間修教育學程，也是當時少數沒有修教育學程的學生。　　1997年6月碩士修業完成，吳文星老師旋即鼓勵應屆畢業報考博士班，但由於1994年年底結婚，孩子剛出生不久，想要休息一陣子而未報考。隔年年初，再度接到吳老師的電話，鼓勵繼續進修對未來的研究工作會有幫助。但因距離考試時間已近，便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很幸運地考上師大歷史所博士班。 2. 就學期間，老師在課業與工作之間忙碌的生活　　在師大就讀碩士班及博士班期間，生活就是工作、上課、寫報告及家庭生活，過得非常的充實。尤其在就讀博士班期間，壓力很大，報告一定要在老師訂定的期限內繳交，一面工作，一面上課，時間很有限。加上當時孩子還小，必須等到小孩睡覺後，才開始寫報告，真的很辛苦。雖然如此，在研究學習上還是有很大的收穫。　　我的碩士論文會以臺灣史為題，一則因為學長說如果想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就必須到中國找資料（後來發現國史館就有很多相關資料），但我以公務員的身分，不可能到中國去找資料；一則因為修林滿紅老師的「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課程時，提到戰後初期職業教育的部分引起我的興趣，幾經思考後，決定研究臺灣史，並以〈光復初期臺灣職業教育之研究(1945-1949) 〉為題，請吳文星老師擔任指導教授。目前國史館有關戰後臺灣史的資料似乎不少，但大都是2000年之後慢慢徵集進來的，於此之前，國史館典藏的臺灣史資料甚少，主要典藏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所以當時幾乎每天下班後就到臺灣分館報｜｜翻閱《臺灣新生報》及相關的圖書資料。之所以選擇1945年至1949年做為研究斷限，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研究論文幾乎很少談論這段期間臺灣的變化，但也因為研究成果甚少，實在不知道資料在那裡，只好一頁一頁地翻閱報紙，十分辛苦。加上當時的資料影印費很貴，印一張A3要5元，所費不貲。在論文的撰寫過程中，慢慢地瞭解戰後的資料來源，也透過逐頁翻閱報紙資料，對戰後初期的臺灣史有更多的認識，可說收穫很大。　　碩士班與博士班的的學習，不太相同。以選課為例，念碩士班時，在研究上較欠缺概念，研究方向也不確定，因此修課完全根據自己的興趣，想要修什麼課就修什麼課，再來考慮報告的題目要寫什麼。上了博士班之後，因為研究方向已經確定，因此包括選課、研究報告等都能很快掌握，並儘快著手。其次，就讀碩士班時，主要在學習如何做研究，如何撰寫學術論文，到了博士班之後，慢慢可以自己找主題、寫論文，也比較有研究意識，與碩士班時有很大的不同。 3. 求學期間的深刻印象　　在就讀師大研究所期間，印象深刻的事之一就是趕車。因為工作的關係，請假時間有限，每每於下課後須儘快搭車回去上班，當時還沒有捷運，只能搭新店客運到國史館，但新店客運的班次不多，時間也不確定，所以一下課就簡單買個飯糰，上車後，坐在車子最後的座位上把飯糰吃完，不知不覺還瘦了好幾公斤。　　其次，是對授課老師的印象。以前修課的時候，學長姊都會提醒哪位老師比較嚴格，要特別注意。當時就聽說李國祁老師很嚴格，如果報告寫不好，老師會直接將報告往你臉上丟，聽起來十分令人害怕。不過從我就讀碩士班到博士班畢業，李國祁老師都對學生很好，平時還會找學生到他家裡聚聚，十分和藹可親。另外，是張玉法老師，他在課程結束的時候，都會與學生聚餐，聽說張老師的酒量不錯。不過，碩士班時的中國現代史老師是張玉法老師，到博士班時，我又修了中國現代史，老師已經改成呂芳上老師了，兩位老師的風格很不一樣。還有呂實強老師，他對學生很好，上課時也是無所不談。最後是吳文星老師，老師在我博士班時開了「臺灣近代史研究」課桯，吳老師都會帶著我們課外文書，當時只有兩個人修課，兩個人輪流讀，很快就輪到，感覺壓力特別大。事實上，每一位老師都對學生很好，只是風格不太相同。 4. 國史館工作的內容　　高考及格後，被分發到國史館工作，最初的職務是助修。國史館的修纂人員分為四級：助修、薦任協修、簡任協修、纂修，是比照大學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分類方法，也領學術研究費。2014年起，改為與公務人員一樣領專業加給。　　最初在國史館所負責的工作是口述歷史。現在口述歷史已經是蒐集研究資料的重要方式之一，各大學歷史系所也都會教授口述歷史的方法等；但過去在歷史系所並沒有相關課程，也沒有做過相關的訓練。因此，當時的方式比較像是學徒式，由資深的前輩直接帶領，學習如何做口述訪問。國史館是國內較早從事口述歷史的公務機關，當時由數個從事口述歷史的機關共同成立口述歷史學會，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1991年推動設立，結合國史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臺北市文獻委員會、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以及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等，每年輪流主辦會議，發表口述歷史成果。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為例，受訪者都是軍人；文獻會則以訪問地方耆老居多。國史館最初訪談的人物大都是黨國大老，例如梁肅戎、薛人仰、劉先雲、賴名湯、陳守山、趙自齊等黨、政、軍方面的重要人物，其後訪談人物擴及各行各業出類拔萃人物，例如謝順景、甘俊二、李福登、黃溪海、徐國士等。近幾年也進行歷任總統、副總統的訪談錄，這些口述訪談錄都已相繼出版。　　當時在口述歷史組的工作，就是與主訪的纂修一起出去口訪。一般而言，以兩人為一組，由一位纂修、一位協修或助修一組。每個星期訪問一次，每次兩個小時，有鑑於受訪人年事頗高，上午的精神較佳，故訪談時間大都安排在上午，由纂修主訪，協修或助修紀錄整理。回到辦公室後，即將錄音內容打成逐字稿，不斷地按前進、後退，前進、後退，兩個小時的訪談內容，往往要花好幾倍的時間才能完成逐字稿，十分辛苦。之後，再按訪談大綱，作章節安排，並作文字潤飾。經纂修修訂後，再交給受訪者作確認。在口述歷史組做了好幾年，也出版了幾本口述歷史訪談錄，例如《薛仁仰先生訪談錄》、《陳寶川先生訪談錄》、《洪樵榕先生訪談錄》。之後，也出版了《黃溪海/李福登訪談錄》、《謝順景訪談錄》、《林曜松/徐國士訪談錄》，以及《海外黑名單人物訪談錄》等。　　其次，是編輯史料彙編。最初編輯的是《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五)—地方自治與選舉》，是關於地方自治與選舉之資料彙編。之後，編輯228事件檔案彙編，先後編輯《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第3、4、7、8、11、13、14、15冊，並編輯出版《二二八事件辭典》。同時，也參與編輯臺灣省參議會檔案，並據以撰寫研究論文〈臺灣省參議會與教育之進展—以國立臺灣大學為例〉、〈臺灣省參議會與職業教育之改造〉、〈臺灣省參議會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臺灣省參議會對日產糾紛之調處〉等多篇，對臺灣省參議會的檔案資料頗為熟悉。張炎憲館長期間，適省級機關亟待整併之時，他除了將臺灣省文獻會併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之外，也意圖將臺灣省諮議會併入國史館，臺灣省諮議會典藏有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到省議會的檔案資料，自1998年12月改制以來，即積極辦理檔案數位化和史料展覽，工作內容與國史館頗為相似，不過因諮議會並不同意而作罷。林滿紅館長上任後，認為大多數的檔案都已數位化，且建置了資料庫，不需要再編輯史料彙編，因此史料彙編的編輯、出版，已經較之前大為減少了。　　國史館修纂人員的升遷除了一般公務人員必備的年資、考績、敘獎等之外，還必須要有研究業績，其中，助修至少要有一篇論文、薦任協修要有二篇論文，簡任協修要有三篇論文，纂修要有四篇論文，其他的書評、翻譯、評論等，也都納入計分。每年的工作，除了編輯、出版等工作之外，還要提交研究計畫，工作量頗大。 5.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副館長任職經驗　　臺灣文獻館位於南投中興新村，原為1948年成立的臺灣省通志館，專責辦理臺灣省通誌之纂修。1949年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負責臺灣省文獻史料的採集、整理、典藏、文獻書刊的出版及史志的纂修。1998年由於臺灣省凍省，臺灣省文獻會於2002年改隸國史館，更名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9年臺灣文獻館館長謝嘉梁退休，由副館長林金田接任館長，林滿紅館長為促進兩館的人事交流，並培植中生代的主管人才，乃詢問我是否有意擔任臺灣文獻館的副館長。過去館內修纂同仁大都是考試及格進入國史館，一直做到退休，都在國史館服務，極少有人調到其他機關。加上我的家庭都在臺北，而臺灣文獻館在南投，一旦到南投工作，勢必與家人分隔兩地。因此，林館長的徵詢，不但令我驚異，也感到猶豫不已。我打了電話給吳文星老師，詢問他的意見，想不到老師立即說：「很好啊！你可以去啊！」因為老師的鼓勵，我決定接受臺灣文獻館副館長的職務安排，於2010年1月履任，前後兩年。　　臺灣文獻館除了一般的行政人員外，也聘用數名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日治時期檔案翻譯，並編輯出版，藉以推廣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國史館與臺灣文獻館的屬性不太相同，國史館是較為靜態而封閉的機關，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基本上與外界並沒有太多的交流，對一般人而言，是一個神祕的機關。但是臺灣文獻館不一樣，它與地方上的互動是非常密切的，像是舉辦研習營，或是舉辦展覽、畫展等，每次都能得到地方上藝術家或收藏家的贊助，免費提供收藏品。同時，他們也可以透過申請機制，借用場地舉辦個展，因此臺灣文獻館與外界的互動較為密切。另外，臺灣文獻館還有200多名志工，與外界的接觸很活潑，與國史館的氣氛不同。還記得上任不久，南投紫南宮的理監事曾組團到臺灣文獻館拜訪，聽說他們每年都會組團拜訪臺灣文獻館，當時館長指派我負責接待，不過因為我剛上任，對南投還不熟悉，但從他們的言談中，多少了解地方上的動態，頗為有趣。在國史館工作時，只要能理解檔案、會寫論文、會編史料彙編就可以了。但到了臺灣文獻館，對於地方上的人脈、資源都要熟悉，第一年我真的不熟，第二年才較為熟悉。　　到臺灣文獻館之後，我仍不間斷地撰寫論文，主要因館長希望我能以身作則，多發表論文，並擔任《臺灣文獻》總編輯。2010年1月我才到任，即被要求在當年8月即將舉辦的「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檔案研討會」發表論文，因此自到任之後，一面學習各種行政工作，一面仍不停歇地撰寫論文，並於該研討會中發表〈實業教育與產業發展：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為例〉一文；同年9月，又與臺灣省諮議會舉辦「臺灣涉外關係研討會」，我也發表〈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與留用：兼論臺灣高等教育的復員〉一文，比起在國史館時，論文發表似乎更勤了，絲毫不能鬆懈。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月16日我到任當天下午，臺灣省諮議會研究組長林紹康即來電表示希望能幫忙諮議會纂修會史，我要他找國史館幫忙才是，國史館才有研究人員，但是他說是國史館林館長要他來找我的，因為我之前曾撰寫有關議會之論文。也因此，開啟了臺灣省諮議會、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三機關的合作案，經過二年時間的纂修，順利出版《臺灣省議會會史》一書。　　兩年後，令我萌生回到國史館的原因，是因為當初調職到臺灣文獻館時曾與林滿紅館長約定以兩年為期，兩年後即將我調回臺北，想不到我到臺灣文獻館不到兩年，她已離開國史館了；於是，我向呂芳上館長提到林館長與我的兩年之約，但呂館長表示這事不急，他還有很多事要做。但是2012年初就要選舉總統了，恐怕因為總統大選而人事凍結，無法返回臺北，於是一再催促呂館長，終於在2012年1月10日調回國史館。期間，也很感謝國史館同事的幫忙，雖然我人在臺灣文獻館，但也邀請我參與國史館的編纂工作，希望我透過參與國史館的工作，能讓我慢慢地回到臺北，像是呂館長因應民國100年所提出的四大計畫，其中我就參與了《中華民國發展史》、《中華民國百年大事記》的日治時期等。調回臺北後，曾編輯出版《海外黑名單人物訪談錄》、《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簡國賢案》，以及《非典型副總統呂秀蓮》、《陳水扁總統照片集》等。2015年起，擔任《國史館館刊》編輯委員兼執行編輯。 6. 在研究過程中對於史料的掌握與遭遇的瓶頸　　在研究過程中，史料的掌握應當要盡量周延。歷史研究大致有兩種研究方式，一則是新的研究方法，指用新的觀點去重新詮釋；一則是掌握新的資料，並運用新的資料重新詮釋。假使沒有掌握新的資料，沒有新的研究方法，那只能炒冷飯，重複前人的研究。　　另外，在戰後臺灣史研究上，因為涉及個資，或是機密檔案而未能開放，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等，皆容易遭遇到這些問題，造成研究上的限制，亟待突破。 7. 老師對後輩的建議與勉勵　　進入工作崗位以後，會發現學校所學的知識只是一部分而已，還需要在工作中累積經驗，我認為杜威所說的「做中學」，就是一種很好的自我學習的方式。譬如我大學畢業後進入國史館，一面念碩士班，一面工作，在做口述歷史整稿的時候，就必須思考受訪人的每一句話，要用什麼樣的文字來表達，因為講話畢竟與書寫是不一樣。透過自己慢慢地琢磨，思考如何呈現一個比較好的狀態。最後以淺顯易懂、流暢的文字來書寫，以提高可讀性。其次，要多看別人的文章，像吳文星老師就經常要求我們多看他的文章。我很贊同他這句話，學習模仿前輩的研究脈絡、文字，其實會進步很多。以我撰寫碩士論文為例，會先與吳老師討論論文大綱，再依據大綱蒐集資料、撰寫論文，再把論文初稿交給老師修訂，吳老師總會逐字逐句地修改，當時雖然並未修過吳老師的課，但是從他修改回來的文字，我會思考老師為什麼這樣改，改成這樣子是不是比較好，這也是一種自我學習，不斷充實自己的實力。　　在學術研究與工作中，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不進則退」。當你越不做就越不會做，漸漸地自己也不敢做。所以剛開始學習時，表現可能不好，不能讓人滿意，可是慢慢地琢磨、努力，就會表現得更好。雖然學習過程是辛苦的，但絕對會有很大的收穫，是一個讓自己更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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