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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友洪健榮老師訪談

    訪談者:蔡東霖 同學(本系碩士生)



    前言

            洪健榮老師現為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副教授。著有《龍渡滄海:清代臺灣社會的風水習俗》、《西學與儒學的交融:晚明士紳熊人霖《地緯》中的世界地理書寫》等書。

    1. 從事歷史研究的契機

            我從高中到上大學對歷史產生興趣,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我在就讀臺南一中的時候,當時教授歷史課程的易世宗老師,是一位把教育當成終身志業的老師,經常會幫助學生去思考歷史中的問題,引領我們如何將對於過去的了解轉化成自己對待人生、對待自我的態度。

            第二個原因是李敖著作的啟發。高中的時候,我有大量的時間花在課外讀物上,經常閱讀李敖先生的著作,比如《傳統下的獨白》、《獨白下的傳統》與《千秋評論》等,讓當時的我深刻地感受到:一個學習歷史的人,如何透過歷史去思考現實問題,特別是他的書裡面有很多對於現狀和教育的一些批判,刺激我們去思考如何讓臺灣社會走向更理想的境界。在那個年代,存在著一位擁有如此強烈批判思維的啟蒙者李敖,是相當令人感到震撼的。

            受到易世宗老師和李敖先生的影響,使我對歷史學產生了高度的興趣和憧憬,希望未來能從事歷史研究、成為歷史學者。我在高中的時候就已經立下了這項志願,於臺南一中畢業之後,考進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2. 從大學、碩士班到博士班學習歷程的轉變

            我從大學到博士班經歷了輔仁、清華、臺灣師範三所不同學校。在輔大的學習歷程,除了課堂之外,自己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圖書館內廣泛閱讀。當時系上老師也鼓勵我們學習不要自我設限,而是要試著在多方面吸收學術養分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真正想要鑽研的課題。因此,我在大學時代也讀了不少非歷史的、自然科學的相關書籍,並對科技、宗教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產生了一些想法。到了大三的時候,開始準備考研究所,正好看到清華大學的招生海報,題目是「科技與人文的對話」,當時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設有科技史組,這個剛好跟我在大一、大二期間的閱讀經驗相互契合,很快地就決定以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班作為接下來進修的目標。

            進入清華史研所碩士班以後,我覺得研究所階段跟大學階段最大的差別是在學習的方式上。進入研究所,你最好根據自己的研究方向來帶領閱讀取向,不能花太多時間在漫無主題的閱讀上。像碩一在徐光台老師的中國科學史專題以及黃一農老師的17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史專題的課堂上,我逐漸將研究聚焦在中國科學史領域的地理學史課題上,探究17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西方地理知識的反應,並以此方向開始系統地閱讀相關文獻。與輔仁相比,清華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有些老師一開始並不是學歷史的,比如說徐光台老師、黃一農老師與傅大為老師。這樣的特點帶給我的感覺是,非人文學科出身的老師,有時候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帶來新的啟發。例如,傅大為老師在教授《夢溪筆談》的時候,即刺激我們去思考《夢溪筆談》的分類系統為何是如此?分門別類的依據是什麼?難道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分類嗎?這樣的思維,影響了我日後從事學術思想史與方志學研究時,會特別去注意這樣的一個知識體系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並嘗試透過分類架構的分析去掌握文本書寫者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後來會從清華考入臺灣師範大學史研所博士班,與碩士論文的口試委員王爾敏老師有相當大的關係。王老師知道我曾有參與地方志編纂的經驗,而師大歷史學系所在明清史、近代史與臺灣史研究向為臺灣史學界的重鎮,於是建議我到師大史研所博士班進修,將十七世紀西方地理知識東漸史的研究課題擴大到中國近代史的學術脈絡。

            在那以後,我考上了師大史研所博士班。博一時選修李恩涵老師的中國近代外交史專題課程,李老師相當強調多元史料與多種文字參照運用的重要性,從原始史料到二手研究都必須一步步去累積。如果要研究中國外交史的話,費正清(J. K. Fairbank, 1907-1991)與哈佛學派的研究成果就一定要仔細去閱讀。由於這門課程的學習,讓我的學術視野從17世紀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領域進入到近現代中西外交史的範疇。李恩涵老師經常提起師大的學風十分紮實,學生「堆資料」的功夫相當強。在這個過程中,我也逐漸摸索出自己的學術風格。

            博士班指導教授王爾敏老師對我的影響極為深遠。從王老師身上,我們可以深刻地體會到做學問是一種水磨的功夫,持續不懈地磨才能磨出自己的一家之言。王老師也經常提醒學生做學問要一步一腳印,不要躁進和貪多。至少在一個研究領域有了五、六篇論文之後,再將視野擴大到其他領域,不然最後會發現到自己找不到一個代表性的學術成果。王老師對於史學研究的態度和執著,是我終生學習的典範。

            博一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李國祁老師的中國近代史專題課程。李老師的學養,讓學生感受到一種大宗師的氣度和魄力,我覺得是學生輩應該要努力去學習的榜樣。上李老師的課,除了可以對中國近代史的許多問題有具體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可以學習到李老師怎麼去思考,針對這個課題可以用什麼方法去研究等等。在課堂上師生之間的討論以及同學之間的腦力激盪,亦是讓人回味無窮。

            還有教授臺灣區域史課程的溫振華老師,溫老師經常會將他曾經探究過的課題如臺北研究、臺中研究等,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教學方式,從中可以了解到一位研究者如何去發掘問題與解決問題。像當時溫老師正在進行臺北武朥灣社的研究,即運用他先前搜集到的清代臺灣古文書、地契資料等,構築出武朥灣社的發展脈絡與社域範圍。在溫老師的課堂上,我學習到的是怎麼樣在臺灣不同的村落中去找尋問題,並將區域發展的脈絡呈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你會感覺到每個村落場域都有其獨特的「生命」。後來我在從事臺灣區域史研究的時候,也逐漸習於將一個區域的發展看成是一個類似「生命史」的歷程。

            博二的時候,教授史學理論課程的是我們的導師朱鴻老師,這門課程開啟了我對於當代世界史學趨勢的視野,對於後現代史學、後殖民理論、年鑑學派的瞭解讓我獲益良多,開始試著將這些理論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中,作為思考的借鏡或旁證的工具。有些時候,我會將這些理論當成是一種「史料」來看待,讓它們來支持我論述的強度,而不是被理論本身所綁住。

            博士班期間在莊吉發老師的課堂上,奠定了我對於清史研究還有故宮檔案的認識。後來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進入故宮圖書文獻處當助理研究員,莊老師給我很大的幫助。當我在檔案學以及清史方面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經常會去麻煩莊老師。老師現在雖然退休了,但是退而不休,仍然天天到故宮圖書文獻館;對他而言,學術就是他的生活。因此,我在故宮任職的時候有一鮮明的學習典範,那就是數十年如一日的莊老師。

            博士班期間,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張玉法老師的助理,協助《民國山東通志》、《山東人在臺灣》等編纂工作。張老師對於學問的態度與修養,讓我逐漸學會如何以坦然平靜的心情,超脫人生在世的諸多不確定感,進而將研究、生活與娛樂融合在一起。博士班階段每週一次於張老師研究室的工讀時間,迄今回憶至深。

    3. 編纂地方志的經驗

            我在博士班開始轉向於臺灣社會之風水現象的研究,其實與就讀清華歷史所碩士班期間參與輔大歷史學系尹章義老師主持的《五股志》編纂經驗有關。當時尹老師提示我們一個概念:方志學沒有通例,編纂方志要「因地制宜」,根據你的研究對象去設計合適的綱目,透過這個寫作綱目來有效地呈現特定區域的特點,這就是尹老師所主張的「方志個性化」。以五股觀音山為例,這個地方墳墓很多,約有數十萬座,它是從清代以來流傳的風水寶地,相關的傳聞與傳說逐漸擴散,吸引許多人設法來此購置「陰宅」,希望能庇佑後代子孫。風水師與風水習俗的傳播息息相關,臺灣的傳奇風水師有所謂的「北林郎、南林鎮」之說,前面提到的五股觀音山,傳說便是經林郎點破形勢之後,使其作為風水寶地的名聲開始廣為流傳。至於臺灣南部像高屏一帶也有一些風水寶地,傳說是林鎮點破的。這類傳說的存在,無形之中強化了風水寶地的吸引力。在《五股志》中,我們專闢一個章節論述中國傳統風水理論對於五股的影響,這是臺灣各區域地方志所罕見的題材。由於這次的方志編纂經驗,令我深受震撼,也促成我日後以臺灣風水習俗為主題來撰寫博士論文。

            對我而言,編纂方志與方志研究的差異在於,前者主要是將能夠找到的資料,盡可能用一個合理的綱目門類將它們寫入,力求內容完備、包羅萬象;相形之下,後者是對方志本身的研究,針對方志的編纂體例與書寫內容進行學術批判和反省,檢討過往的方志編纂有哪些可以再改進的部分。此外,我比較偏重的是知識學的探討,我們透過知識分類的概念去思考過去的編纂者為何要採用那些綱目?什麼樣的資料可以被放進去?這個部分的思考前面已說過,是受到傅大為老師的影響。

    4. 對於歷史教學的設計思路

            近幾年來,我希望在教學的時候能讓同學有清楚的臨場感,而不是只把歷史教學停留在文字上的敘述或是某些名詞的記憶上。有的時候,你講了老半天,學生對於這些內容不一定會有清楚的感受。如果你把他們帶到現場走看一番,也許可以很快地感受到當時的區位分布與相關背景,進而體認到一些造成歷史事件的關鍵因素。我在臺北大學歷史學系開設一門臺北地區發展史課程,學期中會帶同學到新莊、艋舺(萬華)、大稻埕、城內等地,親身感受一下各個聚落的發展特色。例如新莊,作為清代前期北臺的重要市鎮,它保留了那些歷史遺跡?我們如何透過這些留下來的痕跡來回溯到過去?

            帶同學進入歷史現場的時候,對我自己來說也是很大的刺激。之前看史料的時候,可能有一些沒有想到的地方,你在那個歷史現場或許會突然有所聯想。像有一次我帶同學到三峽祖師廟參訪,忽然察覺到祖師廟並不在目前的三峽老街內,在老街裡面的是媽祖廟興隆宮,為什麼會這樣?像這樣的靈光一閃,不時會發生在歷史現場當中。

            我認為研究跟教學的成就感是不太一樣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由個人來承受,至於教學的成就感則來自於學生離開學校之後的傑出表現,教出優秀的學生正是老師最大的成就。作為一個大學教師、一位知識份子,我不時會去思考:我的所學能夠為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貢獻?假使每個人都能往這個方向去思考、去實踐的話,相信這個世界會變得更為理想。

    5. 對於未來有志於學術研究之學弟妹的建議

            如果將來想要走學術之路,最重要的還是要試著從研究中找到樂趣,這樣才能走得長遠,才可以堅持下去,研究起來才會有動力。我在撰寫學位論文的時候,不管是中西文化交流史還是臺灣風水民俗史,那些都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不要太過被動地由老師指定去作什麼題目,主動挖掘自己感興趣的題材,確立了方向之後,以問題為導向去做有系統的閱讀,這樣才能樂在其中,享受知識探索的樂趣。

            學術不只是學術,同時也是生活和興趣。我覺得對於一位歷史研究者來說,歷史研究不單單是一種專業能力,也是一種做人的道理。我們對於過去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包容與同情的瞭解。這種對待歷史研究的態度,同樣可以轉化成對人、對生活、對世界的態度。

            *本訪問稿承蒙洪健榮老師修改,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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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 第48期
●發行人:臺師大歷史系主任 陳秀鳳  發行單位:臺師大歷史系圖書室  編輯:蔡東霖、歐詠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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