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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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12【104-2 研究生講座（七）】杜正勝先生：歷史課綱與臺灣主體性
紀要：江趙展 同學(本系碩士生)
本次演講很榮幸邀請到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老師至本所演講「歷史課綱與台灣主體」。台灣近年課綱中，以歷史課綱爭議最大，核心問題仍是在「國家認同」上的危機所至，也使歷史課綱往往成為意識形態戰場必爭之地。在2015年，高中生主導發起的「反課綱微調/反黑箱課綱」，呈現了青年對於自身教育的重視，同時意識到歷史教科書是透過選擇性書寫所傳達的「知識」，並非完全合乎史實的原貌。以下杜先生從：課綱發展脈絡談及如何面對意識形態，最後以台灣為主體的在地認同說明之。
杜先生回顧近年來課綱修訂，分別經歷了95暫綱、98課綱、101課綱、103「所謂」課綱微調等階段。2004年杜先生上任扛下教育部長之職，除了開放髮禁，其首要面對的問題即是前任部長無法從立法院通過的「94課綱」，導致國高中九年一貫課程銜接不良的問題。為了解決此問題，杜部長急速展開「95暫綱」的編纂，來因應過渡期。爾後，杜正勝部長便委任周梁楷教授接下歷史科召集人，進行98課綱的編纂。但不幸的是，98課綱最後因政黨輪替之故胎死腹中。至101年，馬政府課綱編輯委員對課綱提出:「撥亂反正」之論調。對此，杜前部長質疑其「撥何亂、反何正？」。
在解嚴之前，台灣的歷史教育以國民黨史為核心，其中包含：中國國族主義、法西斯化教育、國民黨化等歷史解釋。政治長期介入教育習以為常，例如：1966年11月18日教育部長閻振興主持「全國性學術文化團體與教育機構座談會」與會者幾乎都是救國團、國民黨人士等，而 1999年通過的教育基本法才是真正的「撥亂反正」。
到了1987年，台灣教育才逐漸開始自由化與本土化，以下回顧1988至2008年 20年的奮鬥成果。1987年解嚴後，開始有對教育的批判與解放，民間方面林玉体教授當時在《台灣教育面貌40年》描述當時的教育是：「國民黨黨化教育為主，但民主教育也逐漸萌出幼苗」；另一本《師生之吼──1987台灣教育批判》表明反對軍事化的教育管理。1994年教改大遊行：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訂教育基本法。1996年，李遠哲與民間人士發起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建議：教育鬆綁、適性適才、暢通升學管道、建立終身學習，杜先生也特別肯定此報告書，此報告書當時交於行政院長連戰，再由連戰先生轉交給時任教育部長吳京，但由於吳先生教育理念與此有些不同，並未全盤採用。杜先生認為，現今現討論教改失敗全歸結於李遠哲先生，是有些不公平。
政府方面，1993年開始推動「鄉土教育」、國民小學教育新課程；在吳京部長任內擔，決議不再由國立編譯館編制教科書，改由教育部訂定課綱民間書局委任學者撰寫教科書。1997年，郭為藩擔任教育部長時編纂《認識台灣》。1999年通過的〈教育基本法〉，主要側重於：一、鄉土關懷、生態環保、尊重人權；二、應本中立原則；三、教師專業自主權、學生學習權；四、中央與地方政府權限之劃分，教育開始擺脫政府控制，朝向以學生和教師為本位的體制。2002年本土教育委員會將本土教育納入九年一貫。到了2004年杜部長上任後，開始重新思考我們須培養什麼樣的國民？於是修正中華民國18年開始沿用《中華民國教育宗旨》，提出教育四大主軸：一、培養現代國民（不只要具備民主、自由等思潮，也需具備與世界競爭的技能、能力）；二、建立台灣主體性；三、拓展全球視野；四、強化社會關懷（先天的不平等，所以我們需要做到關懷教育弱勢），同時亦注意不同民族之議題、解除髮禁、本土教材之運用等。總括1988至2008年教育改革的奮鬥成果，與台灣從專制到民主、集權到分權、權威到人權、中國主體到台灣主體的進程，相互呼應。
而現今的課綱爭議杜先生認為，主要是在：鄉土—本土—主體（台灣主體）—國家上的差異所致。
接著杜先生談及「意識形態」的認知及定義。台灣通常都把「意識形態」作為負面的詞彙使用，其自嘲，媒體大多說他是最有「意識形態」的教育部長。不過杜先生反問：「意識形態無所不在，誰沒有意識形態呢？」，隨後他也提醒「作為歷史學家，要以符合客觀陳述歷史事實」。他將蘭克學派重視的客觀歷史事實作為第一因，意識形態做為第二因，將看似矛盾的兩句話相互連結；同時強調作為歷史學家要以史料作為其根本基礎，再從史料中來做歷史解釋。接著，杜先生引述馬克思（Karl Marx）及馬克思主義者對意識形態的定義，來闡述他如何面對自我的意識形態。馬克斯在《馬克思論費爾巴哈》中提到：「哲學者們指曾把世界做種種解釋； 目前是歸結到要改革世界」。
又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意識形態的定義為：
“An ideology is a set of aims and ideas that directs one's goals, expectations, and actions.＂
“The main purpose behind an ideology is to offer change in society, and adherence to a set of ideals where conformity already exists, through a normative thought process.＂
皆凸顯對於「實踐」及「過程」的重視。其中透過行動貫徹意識形態，也反映在杜部長任內的許多本土教育的改革中。在教育學方面，「意識形態」的討論要至19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西方國家才開始普遍化和正當化。台灣方面，歐用生在80年代《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意識形態之分析》，也開始解構與反思教科書中參雜：反共復國、仇日、領袖崇拜等政治意識形態。除了教科書內的文字敘述外，仍可從報紙、教科書中的圖畫與其他不同的傳播媒界，來觀察政治、性別、教育等不同領域參雜的意識形態。從述的討論中，杜先生坦言：「教育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知名教育家Michael Apple曾在書中寫道：「什麼知識最有價值？」當在詢問此一問題時，即是選擇與捨棄那些意識形態的動作。
而在民族國家作為體系的世界中，當然也須以自我國家與生長的土地作為書寫的對象。也是杜先生在教育部長任內大力推廣台灣主體作為教育理念。
爾後杜先生開始談論臺灣為主體性與教育之關聯。杜先生先從學理上釐清「主體性」此一詞彙的語境及脈絡。主體性（subjectivity）是1990後才在台灣在開始普遍使用的詞彙。*其引用吳豐維〈何謂主體性？一個實踐哲學的考察〉討論主體性涉及的廣泛概念，包含：同一性（身分）、獨立性、自律性、主觀性，它是「個人在自身的獨特環境中的自我選擇、自我創造、自我承擔」等定義。 同時也強調：「90年代以來盛行的主體性論述即是台灣性，『主體』只是形式，『台灣』才是基本，『自由』、『正義』則為目標」再者，人民不能離開土地，人們提出意識形態也是基於自己的生活環境，為了改變其生活環境而提出，所以意識形態也須回歸到人與其生長環境。所以我們還是要以自己的土地關懷為主體！
為何要提出台灣主體呢？ 杜先生以歷史學背景提出下述三個例子，供大家思考。
1.從地圖看台灣在世界上的位置： 圖一凸顯中國，圖二以台灣為中心將台灣放入世界，可看到更廣的世界觀。
圖一
圖二
2.開羅宣言（1943）與舊金山和約（1951）：
杜先生說明，早期教學往往只談及《開羅宣言》，但《開羅宣言》只屬於新聞公報， 真正簽訂和平條約是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才正式結束戰爭狀態。以下《舊金山和約》第二款第二條，只提及「放棄」台、澎，但未明確說明主權的交付。
Article2
(a)Japanrecognizing the independence of Korea,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Korea, including the islands of Quelpart, Port Hamilton and Dagelet.
(b)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爾後於台北簽訂的和平協定，是根據舊金山和約作為法理基礎。現今學界，往往多在《台北和約》與《舊金山和約》兩者上做討論。
3世界衛生大會（WHA）邀請函之爭議及2758決議文之議題。
圖三
關於「台灣主體性再思考」杜先生以《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每個人都應當能夠用其選擇的語言，特別是用自己的母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進行創作和傳播自己的作品。」作為概念，並查看不同國家如何透過文學創作實踐主體性。其中：芬蘭人埃利亞士．農諾（Elias Lönnrot）以彙集民族史詩Vanha Kalevala，來凝聚民族意識。德國作曲家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創作《尼貝龍指環》（Nibelungen），以歐洲神話敘事為主體，擺脫以往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瑞典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所著的《騎鵝歷險記》（Nils Holgerssons）內容聚焦於瑞典的地理歷史、風土民情、經濟等地方特色。
最後強調：1.教育意識形態雖不可避免，但不可違背周全的史實（事實） 2.主體教育教育奠基於「個人」的自由與尊嚴，逐步擴大而社區，而國家之自主，與相對層次的他者互為主體。3.主體教育當厚植文化內涵、追求社會正義。4. 主體教育從「本土」出發，參照同心國，建立寬廣世界觀與自我思辨的重要性作為總結。
*截至 2006 年 9 月 20 日止，根據國家圖書館的網站資料，以「主體性」或「主體」為題目或關鍵字的博碩士論文計有 509 篇（除去自然科學類與工程學類的論文），其中有 95%（486 篇）出現在1990 年以後；根據聯合知識庫的資料，《聯合報》歷年有出現「主體性」一詞的報導計有 1318則，其中有 96%（1274 則）出現在 1990 年以後；而根據中時新聞資料庫，《中國時報》在 1994年以後亦有 1459 則關於「主體性」的報導（該資料庫僅及 1994 年）。總的來說，台灣學界與民間使用「主體性」一詞，於九 0 年代後開始蓬勃，乃是一個可以觀察到的趨勢。
●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 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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