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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家儉先生(1923-2016)的生平與治學

      史學界有關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6)的研究,用力最深、成果最豐的學者,當推王家儉教授。對王先生而言,研究魏源及其相關問題,是學術生涯的起點,研究工作的重心,更開啟對海權思想、近代海軍史,以及明清思想史的興趣,進而從海防思想的形成與新式海軍的創建,以及傳統學術思想的發展脈絡,探討近代中國的變局。

            一、求學與任教

      王家儉先生,安徽省渦陽縣殷廟集人,1923828日生。幼年時期,就讀於渦陽縣立第三十一小學;畢業前後,抗戰軍興,無法繼續升學,只得改入舊式私塾。延滯數年,始再入學,先後就讀於宿縣縣立初中、私立徐州高級中學、安徽省立第五臨中。抗戰勝利,執教於渦陽縣立城中小學、渦陽縣中孫店分部等校;1947年,改任宿縣符離集第一中心小學教務主任。是年8月,隨友人來臺旅遊,旋因中國局勢動盪,交通受阻,乃決意在臺求學。

      1948年,考取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理化系,一年後轉入史地系。194946日,「四六事件」發生,時軍隊進入師範學院逮捕學生,先生亦受牽連,與其他住宿同學二百餘人同時被捕,兩周後始獲釋放。同年8月,復為同學李某構陷,再度被捕,當局以「錯抓不能錯放」為由,送往內湖新生總隊感訓,這次更遭囚禁年餘,直到19516月方得釋回,並准予復學。關於「四六事件」,曾撰寫〈揭開四六事件的神秘面紗〉、〈四六事件難忘的傷痕〉、〈當年師院生:話說四六事件〉諸文,在《聯合報》(1997.6)批露;對於「白色恐怖」,另以〈我所經歷的白色恐怖〉為題,在溫哥華《明報》(1995.5)發表。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亦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訪問,題為〈王家儉先生訪問紀錄〉,刊載於《口述歷史》第9(1999.6)

       19537月,自史地系畢業,即被聘至桃園縣楊梅中學執教;19578月,轉往新竹縣省立新竹中學。雖然在中學任教,先生不曾放棄對知識的追求,加上大學同班同學呂實強先生(1927-2011)的鼓勵,復於19606月考取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隨指導教授李宗侗先生(1895-1974)繼續深造。19637月,以《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一文獲碩士學位,旋應聘回師大母系服務,展開學術研究工作。

            先生任教於師大歷史系長達三十年,自講師、副教授而教授,主要在大學部講授「史學導論」、「明清史」,研究所碩士班擔任「明史研究」、「清史研究」,博士班則指導「明史專題研究」、「清史專題研究」等課程,並負責博士班導師工作;期間先後發表學術專書、論文六十餘種,成果極為豐碩。惟先生總是謙稱:「研究的動力,常是來自教學的壓力」;「因為課堂上的討論,而引發研究的興趣」。又常說自己是個「老學生」,是因投身學術時的年歲稍長,尤其在負擔沉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同時,仍不忘尋求吸取新知的機會,而前往英國倫敦大學(1970)、美國哈佛大學(1979)進修。此外,亦曾擔任歷史系系主任(1976-1979)、僑生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89-1990)等行政工作。

            二、研究業績

            先生在大學執教的三十年期間,治學業績階段分明,自成體系:第一個十年,以魏源研究為起點,擴展為近代海軍史研究;第二個十年,以明清思想史研究為重心,並掌握現代化與區域研究的學術動態;第三個十年,則分就魏源、思想史、海軍史三大領域,進行總結式的研究。茲分述如下:

            (一)魏源研究

            十九世紀的中國,是國勢由盛轉衰的關鍵時代,也是學術思想由「為學問而學問」導向於「為經世而學問」的轉變時代。在外力壓迫日益嚴重,以及國民雪恥圖強的兩大發展趨勢之下,魏源率先提出以國富兵強、充實海防為標的,以師夷長技、改良內政為手段的方案,不啻為中國指出一條走向近代化的道路。魏源係清代中葉的今文學者,也是講求經世之學的思想家,其有關今文學的著述,扭轉當時的學術方向,進而引導晚清的變法圖強運動;對於海防思想的見解,不僅為論洋務者所宗,甚至影響日本幕末志士的維新思想,重要性自不待言。魏源的學問既深且博,舉凡經史、地理、兵學、文學皆有創見,而在眾多研究魏源的學者中,能無偏廢,且持續發表論著者,迄今似僅王家儉先生一人。

            先生對魏源研究的興趣,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是大學時代,受業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辦人郭廷以先生(1904-1975)門下,在師大特重中國近代史研究學風的薰陶下,奠定深厚的學術基礎。一則是在新竹中學任教期間,呂實強先生特地自南港寄來一部魏源《海國圖志》,因而引起研究的動機,更擇定魏源為日後學術研究生涯的中心。

            碩士論文《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完成後,郭廷以先生即示意交付近代史研究所刊印,惟時任臺大歷史研究所所長余又蓀先生(1908-1965)有約在先,遂交由《臺大文史叢刊》出版。是書於二十餘年後再版,時海內外有關魏源研究的論著,非但數量可觀,見解亦推陳出新,然專論魏氏海防思想者,卻寥寥可數;先生常因同好無多而深感遺憾,實則顯示所著歷久彌新,非一時間所能超越。綜觀全書,以海防為中心,不僅留一十九世紀中國與西方的情勢演變,又關注魏源思想形成的淵源與轉折,更兼及魏源的影響,以及中外學者的評論,可謂鉅細靡遺。近年來,從「外緣因素」和「內在理路」兩方面研究清代思想史,幾成通則,先生則對此早有認識,其學術價值與成就無庸贅言。

            1966年起,陸續發表包括《魏源年譜》在內的一系列與魏源相關的論著,且更及於經學、史學、經世等各面向。此外,又從魏源的海防思想為出發,拓展到近代海軍史研究;復就魏源的學術思想為基礎,延伸為明清學術思想史的探討,因而構成以「海權」與「思想」考察近代中國史的學術視野。

            (二)近代海軍史

            魏源為晚清海防論先驅,其《海國圖志》、《聖武記》、《夷艦入寇記》等海防三書,揭示海國時代的來臨,此一見解流傳廣泛,深受學界、政界推重。在魏源的海防思想中,以創設新式海軍為首要之務,自然引起先生注意,從而有計畫地展開近代海軍史的探討,並集結成《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

            先生認為,魏源對中國的近代化具有啟蒙功能的意義,惟其思想未受應有的重視,以致近代化為之遲滯約二十年(1842-1860)之久。故而自理論著手,先檢討清季「海防論」,論證是說的產生,係中國在西方挑戰下所做的回應,並藉以觀察海防問題的內涵及其演變。繼之,由實務來說明近代海軍的肇建與發展,自人物而政策,從中央到地方,具體呈現海軍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其中,有關清季海軍衙門的討論,彌補近代政制史與軍事史的不足;而為研究中日關係史學者所忽略的「長崎事件」,其交涉過程亦有詳盡的論述,皆極具參考價值。又藉〈近代中國海權意識的覺醒〉一文,做為此一課題的階段性結論。是篇以中國的歷史觀,檢視中國民族海洋活動的興衰,以及從「陸權」到「海權」的轉變,並由思想史的觀點與理論化的分析,說明中國近代海權不振的原因。更進一步指出,中國如欲向海洋發展,必會遭遇種種困難,但為國防安全、確保海權、維護國際貿易,乃至民族生活空見的擴大,將來勢必要向海洋進軍不可。所論正是將魏源的思想加以拓展,並賦予現代意義,充分顯露出知識分子的時代關懷,也是「經世致用」的具體表現。

            與近代海軍關係密切的李鴻章(1823-1901),則是先生的另一個研究重點,在收入《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各文中,已見其端。之後,又陸續撰就〈李鴻章對於中國海軍近代化的貢獻〉、〈李鴻章的海軍知識與海權思想〉、〈李鴻章與北洋海軍〉諸篇。

            (三)明清思想史

            在研究魏源的過程中,學術思想也是問題的核心,故而多年來對思想史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興趣,常說:「人類的行為往往受其思想所指導,是以何種思想即產生何種行為。於此可知,思想史實為整個歷史的靈魂。」學術思想有其傳承,亦有其流變,先生歸結明清以來學術思想的發展,特為指出:明代的學術思想可分為明初的程朱之學、中葉的王學,以及晚明的實學三個階段;清代也可分為清初的經世之學、乾嘉年間的考證之學,以及晚清的公羊之學三個時期,各有不同的特色。而西方學術亦於明清之際漸次傳入中國,先因天主教來華之故,造成中西文化的衝突與交流;後則有鴉片戰爭之役,形成一股銳不可當的西潮,都帶給中國極大的影響,不容忽視。

            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先生兼顧時代環境的思想家的衝擊,以及學術思想的內在轉折,尤長於流派的界定;既是延續早期研究魏源海防思想的治學態度,又另闢蹊徑,不以一家一派為限。欲了解思想家的學術淵源與轉變,必先釐清其思想流派,故而對晚明實學、清中葉漢學與宋學,以及晚清公羊學的討論,率皆自流派的歸類切入主題,此即治思想史的一貫主張。其次,藉由「學案體」的研究方法,以清楚呈現明清學者博學兼修的特質,始能掌握學術論戰中的折衷點,否則無法準確分析其由爭論而調和的演變過程。

            有關明清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收錄於《清史研究論藪》的「學術思想」之部。是編以晚明實學思潮的特質,以及天主教對中國的衝擊為開端;繼而自漢、宋之爭,探討由經世到考據的轉變,「中體西用」之爭,進而檢討晚清儒家思想的演變;再就晚清公羊學的復興與演化,論述其對政治改革的影響;乃至以魏源的思想為核心,說明晚清經世之學的再現,並兼論西方史地、科技的輸入及其時代意義,而貫穿其間的中心思想,則是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簡言之,先生對近代思想史考察的心得,始自「經世」與「西學」,亦歸結於「經世」與「西學」,此論點非但掌握明清思想發展歷程的源、流、變的特質,且自成完整的解釋系統。

            (四)其他論著

            先生除專注於既定的研究課題之外,其他如近代政治、軍事、經濟、人物各方面,亦有重要著述問世。1970年代後期,臺灣的近代史學界致力於現代化與區域研究的探討,先生特就地方行政、警察制度、婦女參政等問題,發表系列論文。其次,因研究海權,而特別注意臺灣問題,1979年在哈佛大學研究期間,曾蒐集約二十餘萬字的清季臺灣海關史料,原擬名之為《清季台灣海關志(1858-1895)》,提供臺灣對外貿易史研究之參考,惟以臺北某出版社將原稿遺失,殊為可惜。

            留意於科際整合與理論架構的建立,是先生史學研究的另一項興趣,同時也鼓勵、指導學生朝此方向努力。以對清朝前期滿、漢關係的解釋為例,雖採「征服王朝」理論,但深知此係以非漢民族入主中國的角度為中心,過於偏向滿洲,無法含括全面;至於社會學家費孝通等人所主張的「敵對合作」觀點,則強調漢族立場,仍有偏差,遂於〈崑山三徐與清初政治〉一文提出「利益交換」的概念,以彌補諸說不足之處。「利益交換」之說,看似簡單,卻能直指問題核心,遍閱清初政治史論著,當時尚無人提出相近的見解,足見為學出入於理論之中,而不為理論所囿。

            三、退而不休

            19948月,先生自師大退休,移居加拿大溫哥華,仍致力於著述,陸續完成專書兩種,論文十餘篇,並頻繁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溫哥華僑社學術文化活動。其中,又以《李鴻章與北洋艦隊――中國近代創建新海軍的失敗與教訓》、《洋員與北洋海防建設》二書,最為重要。

            先生撰寫《李鴻章與北洋艦隊》的構想,始於研究所求學階段,並得郭廷以先生的首肯與鼓勵。惟因此一專題涉及的史料極為龐雜,復以教學、研究兩忙,進展緩慢,直到退休方能全力以赴。是書經過長期的構思與蒐集資料,多所創見發明,至2000年終於告蕆,即交由國立編譯館刊印,共648頁,四十餘萬言,此集大成鉅著,頓時銷售一空。由於初版校對不精,舛誤頗多,加以在天津英文《中國時報》中又發現一批史料,乃詳為校訂、增補,於2008年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簡體字校訂本。新版在一年之中售出七千餘部,實為學術專著所罕見。

            近代海軍係西方產物,與中國傳統水師無涉,故海防建設全借助於外人。然因受材料所限,以往學者鮮少觸及西人教練北洋海軍的成效及其貢獻,先生以長年研究北洋海軍的功力,特為進行系統性的分析,遂撰就《洋員與北洋海防建設》十二萬餘言,可謂是前書的續編。可惜的是,2004年出版時,天津古籍出版社編輯擅自將各洋員的原文名字刪除,辛苦收集而來的琅威理、漢納根、德璀琳等人照片也捨棄不用,先生對此殊感遺憾。

            先生自認「興趣廣泛,用力不專」,實則學問淵博,成績斐然。少年時期適值時局動亂,青年時期復遭無謂橫逆,求學過程可說是坎坷多舛。迨投身學術,幾屆壯年,然多年來始終堅守教學與研究的崗位,未嘗鬆懈,即便退休之後,猶孜孜不輟。2011年,在師母李偉虹女士的建議與協助下,將不平凡的際遇,略採口述史的方式,按照時序逐一記錄,於2013年撰成《夢影萍蹤――一個農村子弟的奮鬥》在臺出版,旋為國家圖書館轉製成電子書。這部自傳,既是巨變時代無數悲歡離合故事的縮影,也呈現身處逆境知識分子的學思歷程。

            紀念  王家儉老師。

    後記:

            1995年夏,受囑為老師撰寫一篇「學人簡介」,乃以〈從「海權」與「思想」考察近代中國史的學者――王家儉先生〉為題,介紹老師的學術成就,刊登在《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1(1996.3)

            兩天前,師弟俊元來信,得知老師已經離開,不捨之情無法言喻。老師一生執著於學問,自忖再多的哀思、悼念之辭已屬無謂,唯有彰顯老師在學術上的貢獻,足資紀念。然因心緒紛亂不能下筆,謹將舊作略增補,向恩師道別。

                                                                                                                                 學生  高樹   

                                                                                                                                                        敬書  201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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