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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11 【101研究生講座（3）】陳正國教授：亞當史密斯在中國（1890s-1911）
講者：陳正國教授（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個人經歷介紹）
講題：亞當史密斯在中國（1890s-1911）
主持人：陳登武教授（本系專任教師兼系主任）
時間：2012年10月11日（四）14：00 - 16：00
地點：本系視聽教室（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勤大樓4樓）
紀錄：碩士班二年級李易修同學
在進入主題之前，陳教授先提出了幾個問題：「什麼是歷史？」、「歷史在今日的意義為何？」一般人看歷史都會在他當時代的脈絡之中，而歷史學家則是經過專業素養的培養，能夠形成多重脈絡來看待歷史，擺脫限制地看清歷史。而在研究近代中國歷史時，更需要有跨國的(transnational)、國際地(international)脈絡思維，這樣才能真正釐清整個歷史的來龍去脈、因果關係。
亞當‧史密斯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但關於他的學說知識傳遞到中國的過程，卻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關鍵人物就是嚴復。嚴復當然是歷史上的「名人」，他是近代中國重要的知識引介人，然而在開始討論嚴復之前，陳教授希望先回到歷史學的層面上討論。
傳統歷史學研究的目標或課題，不外乎兩類方向，一是「大人物」；一是「大事」，歷史學家在做研究時，往往喜從這兩者著手、切入乃至當作研究主題，如此的選擇是利用一種方便性、一種歷史的方便性，因為研究經典的人、事、物，可以逃避被質疑題目重要性的問題，也可使歷史學家有個著力點。不可否認的，如此作法的確有它的必要性，但也有侷限性，因為任何歷史人物的抉擇與隨之發生的事件，都是在歷史脈絡之下所產生，因此歷史學家在研究這些「大人物」時，必須要有多重脈絡思維，來避免被侷限住，而無法看清歷史。
回到主題地討論上。中國近代最早是誰訴說亞當‧史密斯的重要性？應該是嚴復，他率先翻譯也是第一位引介亞當‧史密斯名著《國富論》的人，然而他對亞當‧史密斯的選擇，是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其自身歷史脈絡有關。嚴復的《國富論》譯本書名為《原富》，該書是由「很糟糕」的桐城文寫成，也就是文言文本，這種翻譯出來的文字，糟糕的程度就像是把英文暢銷小說《哈利波特》翻成拉丁文般，讀起來詰屈聱牙、詞意難懂。固然嚴復選擇使用桐城文撰寫譯本，有其自身想法與喜好在其中，然而就當時代的環境而言，著重敘事清晰桐城文，是比起傳統強調「文以載道」的古文來的適合作為譯本的文體。由此便可看出嚴復是處在當時時空脈絡下，而就此事而言，陳教授認為中國知識的傳遞與翻譯緩慢，阻礙就是白話文不夠發達。英國人Francis Hutcheson是亞當‧史密斯的老師，他是英國第一個教授英文白話文之人，是促成英國公共領域溝通與討論的推手，所以在英國知識傳遞在公共領域中的基礎，比中國早上百多年便完成了。《原富》一書因為太難讀，而流通性很低，像是梁啟超便曾表示稱讚此書的價值，但是難以讀通而難以推廣，然而就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這本書仍是被引介到中國了。
嚴復對於《國富論》評價很高，他稱讚這本書是經濟學的起源。嚴復的經濟學素養很好，以當時中國人普遍不了解經濟學門，這種西洋的學科，算是非常突出的。當時的中國，雖然在沿海許多機關進口設有翻譯局，經常購入西方新的出版物回去翻譯，所以知識傳入是很快地，但卻是流通甚慢，因為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是「巨變的中國，但緩慢變化」。嚴復是吸收新知快速有效的人，他的經濟學知識，目前看來大概不是他在海軍學校時所學，而是透過自修而來而非系統性地學習，但他認為經濟學這種「學科」(discipline)知識很重要，需要被介紹到中國來，而《國富論》的內容正合適這需求。在《國富論》翻譯成的《原富》中，嚴復加入了許多的「按語」，補充說明後來經濟學的變化，此番按語可看出嚴復自身對《國富論》的理解、吸收與轉化的成果。
再來細談嚴復翻譯《國富論》成《原富》的原因為何。有一位學者提出：「嚴復是想以亞當‧史密斯的自由放任概念，來改造中國當時不符合世界經濟體系的情況。」然陳教授認為或有其他原因，嚴復並非決策者，嚴復的目的是在介紹「經濟學」，是針對「時人認為時弊要用商戰解決中國當時的困境」而來。嚴復認為中國要強，中國人要先富，而非先進行商戰，為了改變時人思維，亞當‧史密斯的學說，作為一套詳實的理論便很適合。所以這就很有趣，亞當‧史密斯在1776年提出國富論的120多年後，西方已經出現非常多新的且更為成熟的經濟學論著，也對亞當‧史密斯的說法提出很多勘誤與修正，然而在中國嚴復卻用它來推廣經濟學，他的作法與成果可以這麼說：「我們要研究一本書，要先研究一個人，但嚴復沒有告訴中國讀者誰是亞當‧史密斯，而只是《原富》被介紹了進來，但是亞當‧史密斯卻聲名遠播。」
嚴復自認為他是依照自身的經濟學素養，是在自由選擇之下，去翻譯出《原富》的，但是他並不知道，使其選擇翻譯這本書的原因，與英國的自由主義是有關係的，是與歷史脈絡有關係的，是他不得不為的結果。他並不知道，亞當‧史密斯在英國的結構性，是英國自由黨有意的建設、塑造的一個知識體系傳統。所以嚴復是在很大的結構下，被影響著。嚴復第一重要的著作當然仍是《天演論》，而第二重要的便是《原富》了，在《原富》中《國富論》原文的階段性概念已經不存，嚴復再書中用《天演論》的理論去闡釋亞當‧史密斯的經濟學思想。所以要如何來理解亞當‧史密斯的重要性？實際上同亞當‧史密斯般，每一個西方重要人物的思想，在晚清時期都被引介到中國，為的是救亡圖存，是在當時的大時代下而產生的情形，然而這些西方學說是有其發展的「年輪」的，但在晚清並不存在「年輪」，這些介紹是非常混亂，是一股亂流式的引入。而對嚴復來說，他並非是無系統的介紹《原富》，他認為他的作法與選擇，是在他深思熟慮後最佳的，然就今人眼光而前卻不是，他仍被時代所限制。
如果嚴復理解歷史學，有歷史學研究的知識，那他更能看得清楚《國富論》於18世紀時的寫作的背景，如果他知道1880年的《國富論》是特別被詮釋的結果。在亞當‧史密斯過世後，在英、法與德被神化，歷史記憶被改變，以英國來說就是輝格(Whig)主義下的結果呈現，是自由黨操作的結果。
晚清近代中國的研究，這種通常涉及多國之間的脈絡、全球化的影響，該如何研究呢？以嚴復來說，他一腳部分的踩入西方的脈絡之中，但不完全理解，但是他仍將他所了解的知識，依照他的想法加以引入中國，而他本身卻是一個傳統的桐城文學家，在他身上跨國的、國際的作用到底得到或失去了什麼呢？若要看輕，歷史研究者要能認知自身的時代脈絡，才能跳脫自身的時代脈絡，並且要有跨國的、國際地脈絡思維才行。
●師大歷史系電子報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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