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友訊息
-
系友陳豐祥教授訪談
訪談者：簡澤瑋（本系系友，現為台北市中正國中歷史科教師）
簡介
陳豐祥老師出身彰化二水，畢業於省立彰化中學高中部，民國五十六年進入本系就讀，民國六十年結業後，至屏東女中任實習教師一年，民國六十四年考上本系碩士班後，期間仍在衛理女中擔任兼課教師。民國六十九年進入文學院擔任李國祁院長的秘書，同年，考上博士班，民國七十七年畢業，留系任教，民國八十七年晉升教授。陳老師對中學教育有著深切的關懷，冀望師大歷史系能夠成為培育優質師資的重要學府，因應八十年代的教改熱潮，民國八十四年在系主任同意下，向教育廳申請經費創辦《歷史教育》半年刊。民國九十七年至九十九年擔任本系系主任期間，為提高歷史教育的專業性與學術性，曾辦「中學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與「社會與文化—世界史研究與教學學術研討會」，都廣獲國內史學界學者專家與中學教師的熱烈參與。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中日關係史與歷史教學實習，多次參與高中教科書的編寫，並著有《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歷史教學評量的理論與實際》。陳老師於民國一〇三年榮退，退休後，應聘為兼任教授，且持續關心台灣歷史教學與評量的發展。
1.教授當初為何會選擇歷史系就讀？
其實會就讀歷史系，並非完全是自己的選擇。就讀省立彰化中學高中部時，我讀的是文組，因為對文學有興趣，所以選填志願時，即以文學院為主。過去風氣保守，資訊流通不易，對大學的相關訊息了解不多，便以分數高低當作填選志願的依據。當時的志願排名依序是英語系、歷史系、地理系、國文系，最後因為分數落點的關係，才會就讀歷史系。相較於現在的多元選擇，當時全臺灣的公私立大專院校只有二十二所。也就是說，只有大約百分之二十的高中畢業生能夠考上大學，選擇性自然是少了許多。當時選擇就讀師大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師大的公費制度能夠減輕家裡的負擔；另一部份可以說是來自家庭的影響。由於父親畢業於日治時期臺北師範學校，加上哥哥也在師大國文系就讀，所以自己也想成為老師。
2.就讀師大歷史系時，對哪些課程、教授、同學、及系上活動印象最為深刻？
相較於臺大、政大，師大的校風較為保守。因為同學們將來都要為人師表，所以鮮少有翹課的情況發生。教授部分，和藹或嚴肅風格的都有遇過，不過教授們大多都以講述法授課，幾乎不會進行分組討論，而且除了教育科目外，也不會安排上臺報告。當時的情況是不論開設什麼課程，同學們幾乎全部都會修習。可能是因為有未來要當教師的自覺，同學們超修的情況相當普遍，雖然課程名為選修，但似乎都變成必修了。比如我個人的畢業門檻是一百四十八學分，但總共修了一百七十幾學分。
當時班上有大學聯考生四十五人，男女比例為11:34，再加上保送生與僑生，總共有六十五人。大一、大二時，住校者眾多，同學間的感情很好。當時系上的活動不像現在這麼多，主要有迎新、送舊和公費史蹟考察。每個學期，各班會各自決定要去哪個地方史蹟考察，而四年級時的畢業旅行，實際上為外埠教學參觀，我們會去參觀全臺各地的學校，如臺南女中、花蓮女中等。我覺得畢業旅行對一位老師的養成很有幫助，一方面全島繞一圈，對臺灣這塊土地就熟悉不少；一方面也可以更加了解各地的教學環境。
3.教授就讀師大時，師培生全為公費，請您談談對公費制度的看法？
我覺得廢除公費制度很可惜，因為公費制度讓許多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優秀學子，能有升學的機會。對學生來說，公費能夠降低家庭負擔，當時家鄉有許多同學沒考上師大，僅考上私立大學，他們的家人便不讓他們繼續升學。此外，師大畢業後，畢業生能夠分發至學校任教。畢業後馬上有工作的誘因，讓許多優秀的人才將師大當作第一志願，當時我的同班同學中，就有十幾位畢業自北一女中。自從取消公費制度後，師大的學生素質逐漸有下降的趨勢。
當時公費制度讓每位公費生每個月有維持基本生活的能力，大幅減輕家庭負擔。詳細來說，我記得我大一時，每個月可獲得一百八十幾元，一百五十元作為宿舍團膳餐費；到了大二，調整為每個月兩百六十幾元，團膳費兩百三十元，並且由學校提供免費住宿、兩套制服、以及學期購書費。除去開銷後，每位住宿生每個月還可以有三十多元作為零用金。但坦白說，雖然有零用金，仍需要家庭的資助，甚至需要補貼家用，因此有許多人選擇在課餘時間，擔任家教來增加收入。甚至有同學租用麵包店的電話經營家教中心，賺取仲介費。我也曾在大三時，有一年的家教經驗，當時家教的行情約為每個月六百至九百元不等。對一位大學生來說，這樣的收入已非常夠用，當時一位高中老師每個月的薪水大約僅有一千八百五十元。
4.當年師培生採分發制度。大學畢業後，教授分發至哪間任教學校？之後是否有至其他學校任教？中學任教期間，教授有何特別的教學經驗？
公費師培生除了學校分發外，也可以自行接聘書。當時師大畢業生很搶手，屏東女中羅德馨校長至臺北來與我面談後，當場即給我草聘；而在此之前，我原本想留在北部，曾毛遂自薦，寄了書面資料至桃園高中，桃中校長也在稍後給我草聘。不得已，我與同樣想留在北部的大學同學一起去見桃中校長，說明屏東女中已先給我了草聘，因此想引薦同學給桃中，桃中校長也很爽快地答應了。在獲得屏女校長的草聘時，已被口頭告知暑假馬上就有輔導課要上，因此在六月份離校後，七月十五日已站在屏東女中講臺，負責高三的升學輔導課。當時我只是實習老師的身份，卻被賦予如此大的責任，壓力非常的大。當時準備教材，在屏東能夠獲得的資料實在不多，因此我委請臺北的同學寄資料到屏東女中。實習時，每天能睡覺的時間很少，除了必須多方閱讀各種資料、消化並轉化成課堂的教材外，當時製作講義也需要刻寫鋼板，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與體力。因為經驗及能力都不夠，只好更加用心努力來克服困難。在屏東女中的第一年收穫很大，充實了許多大學時期不足的專業訓練。說起大學時期的實習課程，上學期在參觀完金華女中、北一女中、大安初中後，大家便輪流上台試教，因為班上人數多達六十五人，故沒有時間檢討；下學期在試教三個禮拜後，緊接著便是畢業旅行，畢業後又旋即分發，能夠在學校練習的時間真的很少，班上同學只好到教學現場自己摸索。回想起來，非常感謝屏東女中羅校長與教務處黃士華主任信任我，給予我學習的機會。一開始因為自己經驗不足，對學生感到相當抱歉，但幸好學生都能包容，且看見我的認真。憑著年輕與熱忱，並珍惜當下的學習機會，終於克服一開始的壓力與緊張。
我認為教師的認真與盡責，學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第一年在屏東女中的教學，留下深厚的師生情誼，許多當時的學生至今都還有聯絡。由於第一年帶高三生的聯考成績意外的好，實習結束後的服役期間，在東港空軍幼校服教官役時，屏東女中的校長和主任還特地到幼校來探視並邀請我回屏女兼課。經幼校長官同意後，我又回到熟悉的屏東女中兼課，直到退伍。後來我考上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碩二時，衛理女中的梅翰生校長委託朱際鎰老師找一位有高三輔導升學經驗的兼課老師，剛好我有屏女的經歷，因此獲聘到衛理女中擔任兼課教師，但沒有擔任導師的經驗。
5.能否請教授談論選擇再進修的歷程？ 過程中是選擇辭去工作或兼職？
在屏東女中任教期間，雖說我相當喜歡屏東那種適合「養老」的鄉村氛圍，但是才剛剛畢業就看見許多資深教師每天拖著佝僂的身軀往來於教室和辦公室之間，年復一年的教同樣的課，講同樣的話，如果繼續留在屏女，他們就是我二、三十年後的身影了，這是我想要的人生嗎？於是我下定決心辭去工作，準備摸索下一階段的人生。民國64年，我考上碩士班。碩一的課程很重，並無多餘的時間去兼課；碩二時，學分已大致修完，適逢衛理女中有職缺，便選擇至該校兼課。感謝當時的梅校長除了聘我兼課外，還提供宿舍，並讓我在學校搭伙，解決了最重要的食宿問題。
6.當時碩士班的概況如何？修課期間，對哪些課程、教授、同學、及系上活動印象最為深刻？
當時碩士班每年錄取十個人，我班上只有八位同學就讀。碩士班的上課情況與大學完全不同，除了讀書之外，還要做口頭報告，因此大家總是戰戰兢兢，像是帶著鋼盔上課，隨時得接受教授嚴格的指正和要求。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的所長是李國祁老師，上他的課雖然壓力極大，但沒有人會不修他的課，因為總是獲益良多。李老師除了在課堂中引進討論的制度，並且還聘請了多位來自中央研究院的學者來授課，如呂實強、王爾敏、張朋園、張玉法等教授，皆為國內史學界的一時之選。民國66年，師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也在李國祁老師策劃之下正式成立，一時之間，研究與教學蓬勃發展，風氣之盛，大為史學界所稱羨。所以後來畢業的系友，常暱稱李國祁老師擔任所長期間，是歷史研究所的「乾隆盛世」。
獨立研究的能力，也是在研究所上課時逐漸養成的。例如尋找研究題目，便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需要努力地克服資料與能力的侷限。當時有些指導教授相當「佛心」，會提供一些題目供學生參考、選擇。而我的情況只能採取自我摸索的方式，常常在尋覓多日、好不容易設定題目後，卻又無可避免地碰壁、擱淺、重來。但這也是學習成長的必經之路，摸索過程中所遭遇的的挫折，反而是一種成長的動力。
7.如何選擇碩士班的研究主題？當年寫論文的情況如何？
我選擇近代中日關係史的議題撰寫論文，題目是「日本對清廷欽定憲法的影響」，當時寫作情況並不順利，一來可參考的資料與可運用的資源相當有限，光是要到研究院找資料，來回就需要三個小時以上的車程，且有關中日關係的資料很少，所以寫作期間曾一度想放棄，但因修業年限的問題，已經無法回頭了；再者，研究中日關係需要使用日文資料，雖然我有大學兩年的選修基礎，但日文能力仍顯不足，曾延請日文家教至衛理女中宿舍加強日文訓練，以便駕馭日文資料。由於當時是在衛理女中兼課，私立學校的升學輔導工作非常繁重，所以在種種因素影響之下，自覺碩士論文處理得不太理想。
8.教授碩士班畢業後，是否馬上攻讀博士？當時師大博士班的概況如何？修課期間，對哪些課程、教授、同學、及系上活動印象最為深刻？
我民國67年七月碩士班畢業後，衛理女中梅校長希望我改聘為專任教師，但是我無意在衛理女中長期教書，所以仍維持兼任教師，直到民國69年考上博士班為止。當時有個重要的轉折：在博士班考試放榜前，時任文學院院長的李國祁老師透過所裡助教致電衛理女中，約期要我前往面談。當時我一如其他同學，對李老師敬畏有加，突然電召面談，心中極為忐忑不安。當我如期前往文學院辦公室時，李老師劈頭就說：「我這裡有個秘書缺，你有沒有興趣？」，我一時如釋重負，喜出望外的表示願意。就這樣我一面讀博士班，一面擔任文學院秘書。秘書的主要工作是連絡各系所業務、安排院長行程、協助辦理教學與研究的刊物等。一年後，李老師推薦我進入系上擔任助教。我能夠進師大，李國祁老師是我最重要的貴人。
博士班課程中，李國祁老師的「史學理論研究」，因為理論很抽象，修課時的研究報告壓力很大；張朋園老師的「中國現代化分析」要讀原文書，負擔也很重。當時每週四下午的研究生專題講座是所內定期的學術活動，所裡邀請許多國內外傑出的歷史學者來演講，講題涵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提供了許多新思維、新觀念，對開拓我們的視野，影響極大。研究生專題講座一直持續到現在，已是我們系的一個優良傳統。
9.教授的博士論文的主題是什麼？請您談談當時的研究情況。
當時所內師生的研究領域大致是以中國史為主，且以近現代史著稱。我在博士班時期仍延續碩士班的研究方向，自行摸索題目，最初是想做日本關東軍與滿州國的相關議題研究，但在過程中，因研讀了不少從幕末時期至二戰結束(1850-1945)期間的日本外交文獻史料，發現日本對中國的擴張侵略有其階段性特徵，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思想與不同的侵略政策，為落實該政策而採取了不同的侵略手段。因此，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近代日本大陸政策研究」，民國77年1月通過論文口試後，部分內容又經過修正與調整，民國81年，由金禾出版社正式出版。
10.教授當時是否兼職？是否在師大歷史系擔任助教或講師？請您談談當時工作狀況。
我在民國75年改聘為講師，77年取得博士學位後，78年改聘為副教授，83年升任教授。直到民國85年為止，我一直在理學院和現在已改為科技學院的外系開設中國通史。當時外系大部分同學對歷史缺乏興趣，只是因為必修學分而不得不修，所以教學上比較缺少成就感。
11.教授博士班畢業後，繼續在系裏任教，在師大開設過哪些課程呢？在授課的過程中，有何心得與特別的經驗？
我們系在民國90年以前仍非常保守，系上老師並無自由申請開課的制度或慣例，我一直到民國86年，因教授日本史的梁燦輝老師退休，經梁老師的推薦才得以接續在系裡開設日本史。而同時期的碩二研究生，因選修教育學程的人數眾多，當時的鄭瑞明主任安排我擔任碩二歷史教學實習的課程。至民國95年，原擔任大四歷史教學實習的鄭瑞明老師退休後，推薦我擔任本系歷史教學實習課程直到103年我退休為止。
歷史教學實習是一門綜合史學專業素養與教育學理論、方法的學科，所以整個課程內容特別重視理論與方法的實踐過程。由於我擔任歷史教學實習課程時，正逢國內師資培育制度已完全開放，師大學生不僅已不再享有公費優惠，畢業後也沒有分發就業的保障，而必須與其他大學的師培生競爭教職，所以在擔任這門課的最初兩年，我的嚴格要求頗不獲學生諒解，並且明顯呈現在課程評鑑的資料上，直到第三年以後，修課的同學才逐漸能體認未來教甄挑戰的嚴酷，對課程的要求也就習以為常了。
12.教授在學術研究方面，有哪些成果與心得？教授在歷史教育方面，耕耘很深，主要投入哪些方面，能否請您談論看看？（如歷史教學與評量、編制高中教科書等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覺得個人從事學術研究實在沒有什麼成就，但有些心得。我認為任何人只要在自己專長領域內好好耕耘，累積久了自然會有一定的成就，但是如果備多力分，同時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就會影響到專業的成就。
我曾在中學任教八年，所以對中學教育一直有深切的關懷。鑑於師大是培育優質師資的學府，身為師大人理當對歷史教育責無旁貸，尤其自民國80年開始，學界關心歷史教育發展的學者專家已不斷嘗試從教學目標、教材設計、教學方法及學習評量各方面突破以往的窠臼，我們師大歷史系當然不可自外於這個潮流。因此，我曾在民國84年經當時鄭瑞明主任同意後，向教育廳二科申請經費補助本系發行《歷史教育》半年刊，獲准全額補助行政費、印刷費、撰稿費等相關費用，不意就在積極徵稿籌辦出版之際，「凍省」之議忽起，教育廳的年度預算亦遭凍結，不得已，只好自行募款應急，《歷史教育》半年刊終於在84年出版，並自第三期以後，改由學校經費支付相關出版費用。但此後因種種因素，《歷史教育》半年刊的發行一直不順利，甚為可惜。
民國97至99年，我擔任系主任期間，曾先後舉辦了五次學術研討會，其中的「中學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與「社會與文化—世界史研究與教學學術研討會」，都廣獲國內史學界學者專家與中學教師的熱烈參與，當時舉辦會議的目的，即在提高歷史教育的專業性與學術性，結果也都達成了預期的目標。
13.老師如何安排您的退休生活？
我現在過的是閒雲野鶴、自由自在的減法生活，早上是靜態活動，打坐、看書報等，下午若無特別事情，一定會去散步，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14.教授仍持續關心歷史教育，是否有參與一些計畫？（何時開始？有何心得與感想？）參與的過程中，教授與教學現場教師們有許多接觸，對現今的歷史教育有何看法與建議呢？
長期以來，我一直對歷史教育抱持熱情，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參與各種研究計畫，例如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學評量等，蕭憶梅教授即在此背景下進入本系服務。後來退休之前，又與當時的文學院陳登武院長一起去見張國恩校長，獲得同意再給我們聘任一位歷史教育專長的教師，以便文學院成立社會領域教學研究所，可惜事與願違，沒有聘成。
早期師大雖然是培育中學師資的搖藍，但課程結構實際上與一般大學歷史系差異不大，所以不太重視教材教法的理論與方法研究，甚至教師的升等也從未以歷史教育的相關著作申請。自從教育部的師資培育採開放政策以後，我們師大長期以來既有的優勢已不在，不僅面臨其他大學的競爭，而且隨著歷史教育改革浪潮的興起，我們更不能以不變應萬變，如何提升歷史教育的學術研究與實踐方法，是我們無法迴避的挑戰。
15.對於新出爐的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草案，教授有何看法？十二年國教強調素養取向，您對於這方面的歷史教學與評量的看法為何？
有關十二年國教強調的素養導向，依教育部的說法，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這一種教育理念，事實上並非創舉，而是承繼民國80年代以來課程綱要的基本能力、核心能力和學科知識，目的是想改變以往偏重學科知識取向的學習，希望培養學生能夠應用相關知識與正確的態度解決現實問題，所以素養導向應屬正確合理的教育理念。
歷來課綱的審定有太多政治算計或意識形態，往往造成許多的質疑和批判，實在不妥。但無論如何，面對即將登場的新課綱，我們的師培課程理當未雨綢繆的有所因應，以便師培生畢業之後能順利在現場學校與新課綱無縫接軌。而在職的學校教師也千萬不可抱著以不變應萬變的鴕鳥心態敷衍以對。就教學評量來說，目前無論大考中心或師大心測中心，針對素養導向的教學理念，都不斷嘗試突破以往的窠臼以呼應當前改革的目標，而且都已有相當的成果。
16.請您談談與心測中心合作的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有何目標與未來規劃？推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有沒有困境？該評量如何因應升學機制？
近年來，心測中心研究及推廣的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主要是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程目標，建置學生認知、技能、情意的能力表現標準及試題研發，目前也都有初步的成果。其中，認知領域的非選擇題設計與應用、情意與技能目標的表現標準與試題研發，都是一種開創性的創舉，且非選擇題的題型也可能在未來的國中會考中出現，這必然對現場教師帶來空前的挑戰，必須以嚴肅的態度妥為因應。
臺灣目前的教學環境，現場老師的教學困境是學科授課時數少、班級數以及每班人數多，非選題的設計及批閱又極為費神耗時，所以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教育行政當局必須有相關的配套措施，例如減少教師授課時數負擔、增加課堂學習時數、降低班級學生人數等，否則難以落實教改的理想。
17.近年來教甄的缺額漸少，對此教授您會給歷史系有意從事教職的同學什麼建議與勉勵？
因為少子化，加上新課綱高中授課節數減少，許多學校不敢開缺徵聘學科教師，造成師培生未來出路的困難。但現在教甄名額少，並不代表未來也一定如此；不要認為現在有困難，就代表未來沒有希望。從現實層面來說，如果能在28歲初任教師，教滿30年後退休，以現在國民平均壽命來說，應可以再領30年，也就是說教師一生的總所得大約有3000萬，所以教書工作應該是很值得投資的事業。
從前統一企業董事長的辦公室有一副對聯：「環境再惡劣也有人成功，經濟再不景氣也有人賺錢」，雖然教甄的挑戰嚴酷，但還是有人可以考上，我認為大概五、六年以後，教甄的情況應該會有所改善，師培生既然有理想和抱負，就要好好累積自己的實力，一旦情況改善，就可以穩操勝券。
●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 第66期
●發行人：臺師大歷史系主任 陳惠芬 發行單位：臺師大歷史系圖書室 編輯：徐愷謙、歐詠芝
●E-mail：ntnuhisepaper@gmail.com 電話：(02)77341507 傳真：(02)23633032
※本報歡迎所有臺師大歷史人的投稿，您可以透過上述聯絡方式與編輯討論您的任何創意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