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報導
- 106.11.23 【106-1研究生講座（六）】「保釣」集體記憶的起伏：領土爭端、民族主義與懷舊效應
紀要：曹律麟（本系碩士生）
蕭阿勤教授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社會學博士。蕭教授的研究專長極為廣泛，橫跨文化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民族主義和族群政治。研究範圍則主要集中在戰後臺灣至今的政治與文化變遷，並以分析集體記憶在歷史上的起伏，探討「保釣」的研究議題。
在進入議題之前，蕭教授先解釋釣魚台列嶼領土爭端問題。1968年，聯合國在東海發現油礦的消息引起國際注意，特別是台灣、中國和日本。而因美國想將琉球歸還日本，使得中華民國對此非常憤怒。直至今日，釣魚台主權爭議仍被認為是全球最容易引發戰爭的領土依據。
釣魚台主權爭議研究文獻主要分為兩類。在台灣而言，第一種是歷史資料和個人回憶編纂，如70年代參加保釣運動的知識份子所收集的海報、刊物及個人回憶錄；第二種是學術研究分析，即從國際政治來看主權紛爭。這幾個角度反映了英語世界國際學界研究趨勢與現狀。從另一角度來看，這是國家行動的研究，即日本政府、中國與台灣的態度，而台灣的主權紛爭又涉及美國與東亞。蕭教授認為，這些研究缺少對民間社會的注意。
蕭教授的焦點則是在於非國家的民間社會行動者與邊境領土歸屬爭議的關係，以及民間社會行動者在長時間內的轉變。四十年來，有各式各樣的民間保釣者，如地方民意代表、漁民、知識份子等，他們都保釣，但卻有不同的理念、利益和行動，而這次演講則集中在知識份子身上。
在釣魚台主權爭議出現的時候，1970年底，美國的臺灣留學生積極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後來臺灣各大學也出現以學生及年青人為主的大學生保釣運動，其形式有街頭抗議、上書政府和校園集會。不論美國和臺灣，這些年青人都表現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感。在戰後國民黨教育下，那時候的年青人反應是非常自然的。橫跨整個70年代，美國是全球保釣大本營。
不論在美國還是台灣，參與保釣運動的人基本上都是大學生、年輕知識份子和外省籍第二代，這些第二代都是是當時的精英，也是黨政軍子弟。而這些高幹子弟到美國後反對國民黨，具有在政治上及世代反叛的意味。
保釣大本營的大宗是左派，即反國民黨、支持中共、推動統一，他們將釣運直接說成「統運」；至於右派，則是支持國民黨、反共、革新保臺、贊同統一；也有第三路線，即護臺灣和中國、強調社會啟蒙、民主台灣和台灣人民，主張應以臺灣人民利益與認同為基礎。不管他們多熱烈，1971年6月美國與日本完成移轉琉球的簽約後，保釣運動隨之息微了。直到最近十幾年間，保釣的議題又興起。人們開始論說、收集資料，展開一連串記憶建構活動。其推動者是1970年代保釣學生與年輕知識份子，而且大多是親左又主張統一的。
這現象可以如何理解？幫助蕭教授的研究，是生命歷程、世代和懷舊的研究，即批判的地緣政治學。釣魚台雖然是實際地理存在，但我們需要靠語言論述和實際層面，考察其意義和重要性。懷舊可以發展為與個人從未去過的領土發生關係。懷舊在記憶中將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聯繫起來，以重新確認自己的認同。但重點是把自己帶回過去，讓自己產生正面的評價。懷舊主要牽涉個人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記憶，這些重要的記憶也被稱作「自傳性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我們容易發生懷舊的時期是初老與老人，人們到這階段就容易作生命回顧（life review）。
蕭教授以王曉波的心境變化，作為隨保釣運動息微後，懷舊的知識份子的代表。並指出知識份子因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代表權及保釣運動而覺醒，他們因此而想要認識台灣鄉土，並回歸現實社會政治改革和文化創新。在1996年53歲進入初老的王曉波，在《尚未完成的歷史》一書的序，表達了他為了留下生命紀念，以及為時代留下歷史紀錄的成書目的。後來出版的保釣運動紀念專輯，他也提到過去的保釣文集是「和保釣運動作一個人生的了結」。蕭教授提醒我們，王曉波的角色很曖昧，他不屬於任何一種鮮明的政治立場，他比較像普遍回歸現實的一份子。至於海外大宗左派在保釣後的態度，雖然一度對大陸非常正面和積極，但在文革過後，他們也開始反省，成為左派瓦解的原因之一。左統回顧過往的態度都是負面和失望，他們也感嘆人們開始遺忘保釣。
在2000年左右，整個情況又有令人意外的變化。各式各樣的保釣運動都出現，如研討會、研習營、論壇、各式各樣的展覽、出版品、組織、圖書館特藏與口述史。在左派的重新振作過程中，右派也開始編書，後來兩派更合流。這些編書到了懷舊的極致，則高度浪漫化和英雄化的保釣過去，同時又作歷史修正，如批判六四運動、重新肯定文革和紅衛兵，甚至將保釣視為海外文化大革命，而保釣份子是紅衛兵。
蕭教授認為這些變化的原因，是個人生命歷程與歷史環境變化，在某時間點兩者匯聚而相互激盪的結果。這些保釣知識份子的懷舊敘事，是一種英雄式的回顧與回憶。他們專注於自己認為過去與眾不同的階段，肯定過去的英雄事蹟。將懷舊所過濾的記憶，賦予意義和目的，也混雜了幻想和期望，最後成為了他們的自我認同，如「釣運一代」的自許。這種懷舊的正面態度，其實與保釣知識份子到了生命末期，對未來的負面態度，是一體兩面。懷舊的心態在一方面視過去為美好，另一方面卻與糟糕的現在與逃避及退縮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後來提倡保釣的人不一定有到過釣魚台或參加保釣，但這些行動已成為愛國情緒的訴諸。釣魚台已是一種想像的事物，這不是指釣魚台本身不存在，而是釣魚台的意義，牽扯到很多人的經歷和想像而建構的結果。在這記憶建構過程中，知識份子擔當著召喚過去、建構與維持集體記憶、闡釋象徵意義，發揮想像力的重要角色。他們在跨世代傳承上，遠遠超過其他社會行動者的文化能力。知識份子有高教育的背景、豐富的文化資本與論述能力，以掌握社會發聲管道。讓我們感到疑惑的是，如果上述的建構參與者也在回憶歷史和書寫歷史，那麼歷史意識到底是甚麼？這也是蕭教授本次演講的核心。
有意識地保持與研究對象相對的分析距離，願意面對多重觀點與事物之間的複雜、曖昧、意外及變化的關係，甚至提出批判論述，並鼓勵探究各種可能性的討論與研究空間的觀念，就是歷史意識；集體記憶則是反映了忠於某一種立場及屬於某人群團體的觀點，建構者避免含糊不清，而將集體記憶本身呈現為不變的真實，他們甚至避免揭露有爭議的歷史詮釋、避免呈現人們出於多重考慮而做出的決定，最後展現英雄式的敘事，並訴說一個虔誠地維繫的故事，儼然一蘊藏堅定立場的神殿。
●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 第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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