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11.14 【102-1研究生講座（六）】劉士永教授：從人到非人：現代醫院裡理學檢驗的興起－一個醫學史的考察
講題：從人到非人：現代醫院裡理學檢驗的興起—一個醫學史的考察
講者：劉士永教授（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主持人：陳秀鳳副教授（本系專任教師兼系主任）
時間：102年11月14日（四）14：00-16：00
地點：歷史系視聽教室（文學院勤4樓）
紀要：碩士班二年級郭守榮同學
本系非常榮幸邀請劉士永教授進行本次的師大歷史系研究生講座進行講演。劉教授是為美國匹茲堡大學博士，現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兼副所長，專長為戰後經濟史、醫學史。在本次講座，劉教授以醫學史角度觀察，介紹醫學由「人」到「非人」的西方醫學理論內涵的發展脈絡，而在問答環節中，劉教授鼓勵同學進行醫學史研究時，要勇於跨向一些醫學專業以尋求突破。
西方醫學理論有幾個呈跳躍狀態的流行，第一個是體液論，直到文藝復興以前都流行該論述，四種體液太多或太少都會致病，同時認為人體乃開放性系統；劉教授引用希波克拉底治療小亞細亞病人「水土不服」案例，說明該開放系統理論的內容，進而分析本案例為「個案式治療」，了解到當時醫學並無標準，故不一定用同樣方法去治療同種疾病病患。治療邏輯為自適性療法，透過自我免疫力增強治病，故此遠大於對病痛本身治療之效果。
二、轉向：機械論的興起與衝擊
以上的體液論，在十六世紀開始變化，這從醫師沒有統一治療方法、醫師跟病者乃單獨關係、醫病場所是病者住所、醫師是流動的，到十八世紀發展為病者治療環境轉到醫院，脫離了原有的基礎，對人體認識也有顯著不同。
劉教授引述這些興起與更早存留的修道院很不同，當時行會醫生不一定相信希波克拉底理論，肇因他們行醫求的是謀生；並有一個隨中產階層及都市發展下私有化與醫療市場化關係；大學為求生存也投入市場裡去，並配合效率發展不同的模式，他們開始回想醫學本質和自然，也反思疾病並研究有效治療方式。
劉教授利用醫療史圖像，去看人對骨頭的思考，暗示生理部份和有關骨骼的病理學，解剖越來越多，就知道更多；醫者從屍體直接觀察而非單純通過書籍。人體作為上帝智慧展現，人體就是探求的對象，劉教授利用牛頓和時鐘流行的例子作為比喻，上帝作第一因，人體也就是一個機器大鐘。而荷蘭的雷文霍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意大利的莫爾加尼(Giovanni
Battista Morgagni)、法國化學家比沙奇（Marie François Xavier Bichat）的發現和理論的說法，引伸形成了「為什麼生病」的初期歸因；作為第一因的上帝創造了社會和人這件精妙的機械，發現到我們人類結構是相類似的，醫師可以開始丟掉人，主動前往病那裡去。這種用機械論來詮釋，就是科學醫學(scientific medicine)的開始，這是四海皆準的，醫療行為進入整體的觀察；通過機械性認知來了解性質，不再是協調問題而是故障問題。
以上令醫學受到最早衝擊就是結構的部份－外科治療與內科治療因此變化，在三十年戰爭中，外科醫師對於傷員的治療特別有效，這時候治療會用外科的方法治療內科的方面，像是腫瘤的切割，劉教授延伸這種方式也是市場化的宣傳過程。而內科醫師原來是思考身體，他們都是貴族，用藥是連結到體液論方式裡面，但在沒有病理學發展下就沒辦法進步。
這就連結到第二大衝擊，法國大革命令醫師不能只思考，不能只講庶民聽不懂的，以及要到病者本身，巴黎總醫院將內科醫師調來服務平民，也予外科醫師到法蘭西學院學習內科思考，這是重要的影響；生理學到了醫學院受教育，成為臨床醫學的開始，他們要重新面對病人，內外科的整合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轉變。
十七、十八世紀改變的面貌，卻尚有問題沒有解決－「為什麼會生病」？此時的解釋已脫離道德因素，而在於誰的生存條件比較好，這時候劉教授以美國殖民時期費城醫生對同樣病症作出不同處方為例，分析醫者了解同樣病症下病人生活型態，以及生活與病患的關連性。
十九世紀法國的巴士德(Louis Pasteur)及德國的柯霍(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就實現了轉變－「把蟲滅了」，他們嘗試在學理上證明他們可以被殺，經過他們在細菌學的去觀察，歸納出細菌致病論，醫生將細菌弄死就能令人體回復健康。
那如何檢驗呢？就需要一個實驗室與設備齊全、訓練精良的助手，這就令醫院興起，人在此時不再是一個人，是一個載體，他是一個良好的活體觀察對象。而美國的佛列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報告問世後，更具體了這種說法－病人名字只是一個編號，一具身體，我在意是他感染什麼病，他是誰這不需在意。與其看其生活形態，還不如了解因何做成發病原因。
劉教授引用英國醫療史學家Roy Porter著作，提到「當刀鋒越來越深入，越看越深入，但醫者眼光對於病人是誰再沒有興趣」。透過更多的檢驗模式，每一個人都是編號，活人只是一個活著的大體老師而已。治療模式是要找出病因在哪裡，一切只是編號。這是最重要的思考來源，醫學哲學的思考開始消散，我們只相信檢查與科學，來看我們有沒有病。
十九世紀以後，病因、病理、治療都在機械化中，治療也絕對有效，吃藥就能解決，這幾個方面，最早的有效用藥是鴉片，但直到阿士匹林、消炎藥這些無機藥物出現才有所突破－「他們是一套藥理學的呈現」，而一九二八年的抗生素實現了優勢菌落的概念，並利用仿制法來進行第三次革命。我們可以有效的掌握傳染病和感染，不再需要將整個器官切掉。
而外科手術從沒有麻醉到有抗生素，都是跨時代的改變，一來是休克機會可以減低；第二是哲學問題的消失－「你的靈魂被麻醉以後在哪裡？麻醉是令他睡覺還是拿走他的靈魂，這是上帝的行為嗎？」這發展下來越來越沒人問及，總之我割掉你的什麼是要保住你的命；這一種功效主義和效能主義就這樣互為因果的發生著。
劉教授連結醫療社會學家朱申(N. Jewson)的觀點，他認為「人」消失掉了，我們都會有病，但人在醫學中化約為器官與組織的醫學，個體就只是一個外殼而已，重點在於引擎，基礎在於找出與消滅病源，之後就是要將之治好，人的角色越來越淡。
最後，教授利用畢卡索的畫作和吳新榮醫師的史料作為小結，畫裡摸病者脈搏的醫師，代表是科學，旁邊修女就是信仰。現在修女只是變成設備而已。而在臺灣，吳氏出診的舊史料說明今天的醫療已失去「人味」，我們僅是被治療的機器。
其後，劉教授在問答環節中，鼓勵歷史系學生做醫療史研究有先天的優點，第一就是時間的感覺；而就臺灣現有內史與外史的看法，外史是設定為社會史面向，至於內史為醫學內部問題，還有知識演化部份，這部份歷史系同學就需較努力跨過去，同學進行研究時可以偏向社會史一點，但一點專業的考量也是很需要的。
●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 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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