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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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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物館之路—兼論博物館與應用史學
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副研究員 兼組長）
【編按】本系畢業生除了從事教職和專業歷史研究之外，在博物館等教育學術機構工作也是另一個熱門選擇。本期電子報邀請到畢業系友謝仕淵為「系友訊息」 專欄寫篇文章，分享他這幾年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工作的經驗，同時連結本系所推動應用史學面向上的一些思考與看法。相信對於尚在摸索未來發展的同學；或者仍茫然於本系應用史學學程前景的同學，讀完本文，應會受益良多。同時也可以讓更多系友們瞭解目前本系推動應用史學所做的努力。
一、走向博物館之路：我的簡歷
2002到2011年，這十年中，我除了具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的身分外。很幸運的，我因為參與了不同的工作，而在應用史學領域有些嘗試的機會與工作成果。最初，由於我的研究跟臺灣近代體育史有關，特別是甚為受國人關注的棒球運動，因此與我的學妹謝佳芬共同出版《臺灣棒球一百年》（本書獲得入圍金鼎獎一般人文圖書類、2003年8月誠品選書、2003年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推薦書），在這本書出版前，我從沒有思考過歷史研究工作，如何將成果普遍化的問題，其次，由於棒球運動具有大眾文化性質，而記錄棒球的資料，往往超出文獻史料的範圍，因此研究棒球讓我有機會開展對不同史料的嘗試運用，特別是口述資料。接著，同樣因為棒球，我又參與了幾個由公共電視、客家電視臺的紀錄片製作工作，也協助過幾部跟棒球有關的電視、電影戲劇的拍攝。
在以上工作基礎中，開始有些展覽的主辦單位，邀請我擔任策展人，除了我專長的棒球史領域外，也陸續接觸過政治人權、公共藝術、傳統民俗、地方名人等不同議題的展覽規劃與顧問諮詢的工作。
如同寫作論文必須關注核心的問題意識，不管是通俗寫作、展覽、紀錄片也有著定位核心課題的需求。除此之外，則必須深刻感受與評估不同的材料特性、表現形式與技術條件，如何在不離核心課題的前提下，與不同領域的專業工作者溝通，進而完成工作。
2007年，我來到了當時正在籌備中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已於2011年正式開館）工作。雖然尊重多元、對話溝通的價值，已為當代博物館的主流價值，然而，不同的歷史領域與當代社會的關係，親疏不一，有些博物館所面對的歷史領域，與當代社會的關連性不深，甚至可能是用一種有距離感的眺望，回望人類過去的歷史經驗與智慧結晶。然而，臺灣歷史卻與生於此地之人關係密切，因此，以臺灣歷史知識為主的臺史博，相關研究典藏、展示教育的工作，存在著許多與觀眾溝通與對話的可能。
在博物館中，除了展覽、出版之外，有機會更全面的接觸來自民間的史料，其中有許多是過去未曾處理過的物件（objects），深刻的感受個人生命史與整體歷史的對話關係，也嘗試看到了物件與歷史記憶之間的關聯。在博物館教育的領域中，也得以透過應用戲劇製作過程的參與，看待其與歷史教育的關連。以下，筆者就試著從博物館的研究典藏與展示教育等領域中，挑選幾個比較特別的案例，分享博物館在應用史學上的可能性。
二、人與物的故事：書寫大眾的歷史
我所服務的博物館，以「全體臺灣人的歷史博物館」為訴求，這主要受到兩個因素影響，其一，受到博物館強調公共性價值影響，認為博物館應在知識的目的與教育的手段上，朝向更為開放的路。其二，受到臺灣民主化潮流、歷史研究的典範轉移等因素影響，臺灣史不僅被重視，也應該考慮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對臺灣歷史進行更為完整的理解，包括了庶民大眾的歷史。
這樣的概念下，如何呈現全體臺灣人的歷史，便有許多不同的思考與作法。筆者曾在2011年，編輯《獄中家書 柯旗化坐監書信集》（獲得2011年第三屆國家出版獎佳作），在這本須文蔚教授口中「史料的編纂，可以產生如此動人的力量」的書，面對的是最為糾葛的戒嚴時期臺灣史。
在這本收錄了極為暢銷的《新英文法》作者柯旗化坐監期間的三百餘封家書的書，具有兩項意義。首先，透過獄中家書開展了政治受難者柯旗化與妻兒間的對話，有別於由司法不當審判與男性觀點的角度所進行的戒嚴時期歷史詮釋，這些家書所揭露的是女性的、家庭的、兒童的觀點，看到威權時代除了政治人權的剝削外，對於家庭人倫的嚴重扭曲。其次，就史料問題而言，政治犯受到監視檢查下所書寫的獄中家書，記錄了監禁當下心境，其中或有所隱微，甚至言不由衷，這樣的史料與日後回憶的口述歷史、以及當時代的記錄審判過程的司法檔案，均極為不同，進而開展了戒嚴時期史料的領域。獄中家書的編輯，是在清楚的了解以上的兩項意義下所開展的行動，也可說是在「全體臺灣人的歷史博物館」的概念下的具體實踐。
不僅止於透過文字的記錄，開展我們對於歷史的了解，許許多多存在於生活脈絡中的物件，也承載著許多人們對於過去歷史的記憶。臺史博位於臺南安南，鄰近的永康則有許多眷村，近幾年來永康眷村紛紛改建，屋倒地平，眷戶搬入新建高樓。
對此，眷村的歷史文化，常常藉由博物館的形式，再現眷村文化與歷史，然而，眷村歷史的展示，往往將時間凍結在反共抗俄的時代，因此，強調了政治的觀點、男性的歷史。然而，是否有種歷史論述，能夠說明眷戶來到臺灣，並與在地的環境，交融出新文化與新生活，這不僅需要眷村佈置的場景，而是必須從延續的時間感、生活的日常性等面向加以觀察。
於是當筆者在2011年來到永康影劇三村，面對眷村拆除，老樹、屋舍一併要被剷除時，突然想到老樹的移植，是另一種保存眷村記憶的方式。眷村的樹一般都是果樹，主要功能是副食品的補充，有些來自東北華北的眷戶，就是在臺灣初嘗芒果的滋味。或者，有些則為提供遮蔭乘涼之用的榕樹。這些樹，與眷戶生活息息相關，是眷村歷史的見證，因為樹下是兒童玩耍的樂園，也是本省與外省媽媽閒話家常的交誼空間。
老樹的記憶，是生活的歷史記憶，包括女性的、兒童的、生活性的眷村記憶。這樣的樹，成了記憶載體，過去眷村生活一部分的樹，可能成為眷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成為以過去為基礎，凝聚當代的眷村社群認同的物件。
於是，就在老樹即將被剷除之前，臺史博開始著手協調與移植影劇三村的二十幾棵老樹，到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園區。這不僅為了環保與生態的意義，更希望提出不同觀點的眷村歷史論述。
以上的案例，都是有意識的與政治的、男性的觀點對話下的歷史，透過生活的角度，女性、兒童的眼光，開展了對於特定歷史研究課題的不同理解，如此，書寫大眾的歷史，也才能在找到更好的分析著力點的前提下，對話而深化。
三、歷史教育與應用戲劇：歷史應該思考什麼
博物館通常透過研究典藏與展示等方式，開展對於特定對象的教育。從2008年以來，筆者有機會參與幾齣戲劇的討論與製作，看到了使用教習劇場等應用戲劇手法在歷史教育上的積極作為。
教習劇場（Theatre-in-education）與一般戲劇不同，特別強調觀眾的參與，對於教習劇場的理論與實際，具豐富經驗的許瑞芳教授指出，教習劇場包含三個基本元素：劇場演出、教育目標、觀眾的參與。而在策略上，則致力於思考如何讓觀眾有效參與，同時透過提問、角色扮演等技巧，讓參與者有機會聆聽或表達不同意見。
許瑞芳進一步指出「教習劇場的創作通常以議題為核心，製造矛盾、衝突與角色困境，以引誘觀眾入戲，並能認同劇中人物的處境，藉此激化參與者間的觀點與想像力。」為了引導觀眾進入歷史，許瑞芳指出教習劇場常透過幾種策略達到互動的目的，例如透過演教員與參與者的「定格」動作，呈現劇中某一情境，進而將之意義化，使參與者得以更充分的檢視某議題的靜像（Still Image）手法。或者讓參與者以角色身分參與會議，聽取相關資訊，並尋求解決問題方案的會議（Meeting）。乃至於透過選邊站（Taking Sides）與凍結瞬間重要時刻（Marking the Moment）等策略，讓參與者得以進入歷史教育所要傳遞的核心議題。換言之，透過教習劇場的互動方式，將觀眾拉進歷史的對話與討論。
以教習劇場的概念為例，本文進一步指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曾以《大肚王》、《草地郎入神仙府》、《1895開城門》、《彩虹橋》等劇，嘗試以教習劇場的精神概，透過若干歷史議題的設定，構思各種引入參與者進入歷史的互動策略，讓參與者從主動參與的過程中，了解該議題的歷史背景，從而對特定的核心課題，在以歷史背景的合理想像基礎下，展開各種不同可能的思考。換言之，這些歷史戲劇不是演歷史劇給大家看，而是要將觀眾拉近劇中，共同思考主角所面對的問題。
例如《草地郎入神仙府》，透過一個草地郎進城的遭遇，呈現府城內外的生活差異與依存關係，為此這齣戲結合了互動、導覽與遊走，甚至實際在台南的大南門演出等方式，讓參與者了解台南的歷史，也試著與主角共同面對所遭遇的掙扎與困境，例如進城時面對官差索賄，則透過「選邊站」的手法，讓參與者表達是否就範的選擇與原因。或者草地郎的女兒要被老爺強納為妾，則透過「坐針氈」的方式，讓參與者與演員對談，了解角色的處境，並由此而延伸出身為下女所面對的困境，以及清代女性地位等問題的了解。
而在《1895開城門》是以1895年乙未之役為背景，在開城門迎日軍的選擇中，各種不同立場的人，表達出對當下的考量與台灣未來的不同想法。在這齣戲中，主角榮春在參與士紳會議中，觀眾也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參與會議，同時也作出是否要主動開城門迎日軍的選擇，並引導參與者分享進行抉擇時的考量，透過這樣的思考，試著讓參與者了解1895年當下，各種不同身分的人，在面對新統治者時的不同想法，而非僅從國族價值來看待此事。
《彩虹橋》的繪本與戲劇中，關注的核心議題是進入20世紀的殖民脈絡，主角為紋面與否做出的選擇時，所面對的掙扎，透過紋面所代表的傳統價值與殖民者引入現代文明的衝突，讓觀眾得以重新思考、認識部落傳統，也了解近代國家對於部落傳統的影響。在這部戲中，面對該不該紋面、要不要上學，主角的選擇與困境，都有著參與者共同討論的過程，劇末，甚至鼓勵參與者寫信給劇中主角，表達心中想要說的話。
應用戲劇與歷史教育的結合，實踐博物館所倡議的溝通與對話的公共論壇價值，也開啟歷史教育的嶄新嘗試。對於歷史教育而言，臺史博的幾個案例說明教與學的關係並非單向，如何讓參與者能夠主動投入、積極進入問題的思考脈絡中，才是重點。當博物館變成歷史教室，歷史不再依靠強記死背，而是著重思考與啟發，也因此歷史知識才能發揮值得期待的影響力。
在此過程中，過去的歷史，與當代人對於歷史的記憶時而彼此對話，形成記憶與公眾史間的複雜關係，隔代間的對話，常產生重新詮釋歷史的動力，例如《彩虹橋》的繪本與戲劇中，關注的核心議題不僅是進入20世紀初期的殖民脈絡，進而要為紋面與否做出二選一的選擇，對於當代人而言，重新觀照這段歷史，係在於從包容多元文化的普世價值，以及深思標榜進步的現代文明的暴力性質等立場，透過重新編造與型塑當代人的歷史記憶，進而為過去的歷史，賦與當代意涵。
四、歷史知識實踐：應用史學之路
受限於篇幅，本文僅能簡單的舉幾個例子，說明博物館與應用史學的關連。然而，周樑楷教授曾指出與應用史學宗旨若干相符的大眾史學，跟學術研究不是上下游的關係，不僅涉及技術層次的問題，我想應用史學也是一樣的，談到應用層次，固然必須要考慮特定應用面向中，材料特性、表現形式與技術條件等層面的問題。
但對於相關問題的研究資料、研究回顧與核心課題，才是影響應用史學成果的重要關鍵，也就是說應用史學應該有清楚的知識上的目的，也必須建立在對於特定研究領域與資料的充分考慮。如此，從學術研究到應用史學是一體的兩面，不是上下斷然的分離。
幾年下來，博物館的工作經驗，很讓人有學以致用的感覺，才在這段過程中，深刻感受到歷史知識可能的實踐力。當你在前文所指的《彩虹橋》的應用戲劇現場，觀看一個小學五六年級的小朋友，在紋面保持傳統或轉身接受現代文明的選擇中，矛盾掙扎時，你會知道，應用史學的路，值得繼續走下去。
子女寫給柯旗化的信，都是期待回家的語句，或是質疑父親是否身在獄中的提問（因為孩子們一直以為父親在美國留學），獄中家書呈現時代壓力下，糾葛的兩端的相思與無奈心情。
小學生們傾聽了徘徊於就學與紋面的心情，藉此試著讓人了解，二十世紀中葉之前，部落現場中，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相互關係。也讓小朋友想一想，如此條件下，妳／你，因為何種考慮會做怎樣的選擇。
●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 第7期
●發行人：臺師大歷史系主任 陳登武 發行單位：臺師大歷史系圖書室 編輯：邱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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